当建州奴隶主作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其牛录制度已经作为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态出现了，牛录制度所具有的职能，已经日益与国家职能相一致了。军队具有常备兵的性质。首领居住在城中为将为官，增加了国家官吏的稳定性，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以努尔哈赤所定的口头法或习惯法，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对军卒强制性的管制具有鲜明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比如，凡是军卒在集中期间，进行严格的训练，听令而又努力训练的，当即赏给酒肴，进行鼓励;违令怠于训练的，立即杀戮[50]。有不守军纪的施以箭罚，以“鸣镝箭”击射，即令犯法的人脱去上衣，用骲箭射他的背。射罚多少，以罪过轻重而相区别。或有的犯罪，以打腮进行处分[51]。从此，建州军中赏罚分明，战斗力日益增强，这一切为努尔哈赤进军东海女真与海西女真，作好了军事准备。
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有效的管理国家，比较早地注重吸收和使用汉族知识分子。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官余希元(明朝留驻朝鲜的练兵将领游击胡大受部下的官员)曾经派遣家丁杨大朝到建州，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被努尔哈赤称作“师傅”的浙江人龚正陆。第二年，余希元亲赴建州时，也遇见了所谓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52]。努尔哈赤比较早地认识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传播先进文化、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大作用，是很有远见的。这样的对内政策，既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也强化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深知，要实现统一女真各部的目的，必须避开明廷的军事干涉，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对建州内部加强统治以外，对于明廷继续采取忠顺守边，称臣纳贡的方针。癸巳之战以后，努尔哈赤先后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三次入京朝贡[53]。每次朝贡所率领的人数少则百人，多则二百人。
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建国称汗，但是对待明廷仍然以建州首领的身份出现。建州国或女真国等称谓只对内使用，不对明廷使用[54]。凡是有要事，明廷派使臣前去宣谕.努尔哈赤作为朝廷所封授的边臣，仍然恭谨从命。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廷边臣奉命宣谕建州卫，令努尔哈赤不要与朝鲜结仇，并在此以前曾经责备努尔哈赤违背朝廷法制等。努尔哈赤接到谕令以后，及时地回复了朝廷。他在报告中说：游击(系指明留驻朝鲜的游击)宣谕我不要与高丽为仇，我没有违犯朝廷法律。我只知道遵守国法，保卫和守护边疆九百五十里，努力学好(系指不扰害边境)。上年高丽避乱(系指倭寇入侵，高丽人外逃)，逃人达子地方，我把逃来的人收留在家。后将十二个人送回了满浦镇，我们俩家好似一家。请游击上转抚部(广宁镇抚)大人。又说：达达国(系指蒙古)、海西以及建州各部都有好人、歹人，把好人误作歹人，认为违法、加罪，实在让人难于忍受。今天，我把冤屈的情由都诉说出来，禀告游击老爷，将我努尔哈赤忠顺的情况，奏报给朝廷，请求开天门，见天日……[55]，努尔哈赤在报告中极力地表露他对明朝的一片忠诚和对使臣由衷的敬重，以致无论边境发生任何的事情，他都上报给辽东抚部官员，表明他对明中央政权尽职的心情。这些都证明了努尔哈赤为明朝守卫长达九百五十余里边境，他所在的地区是明朝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明朝法律管制之下。各部女真都必须奉行明廷的命令，遵守明廷法律。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无疑是明朝守边的臣子。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九月，努尔哈赤接受明廷敕命，晋升为都督佥事以后，他借明廷的声誉，抬高自己，增强势力和扩大影响。癸巳之战以后，他的声誉更大了，建州以东的女真各部首领或自动前来归附或相继被他征服了。于是，女真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归一趋势。这一年，努尔哈赤统率的首领多达三十二名，七年以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猛增到五十三名[56]。地域也明显地扩大了，围绕建州的大小三十多个卫，投属从命的就有二十多个[57]。明廷鉴于努尔哈赤忠顺，守边劳苦有功，并在癸巳之战中杀死了北关叶赫大首领卜寨，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决定晋升他为龙虎将军，位居散阶正二品官[58]。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势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个人的志向和欲望越来越高，与明边官在某些事情上的矛盾虽然有所加剧，但是，扈伦四部还没有统一，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中的脚跟还没有最后站稳，经济上仍然得依赖汉区的关市贸易。这个大局使努尔哈赤不能超越现实，不得不仍然对明廷采取忠顺的态度。这种态度除了表现在按时朝贡以外，在接待朝廷使臣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万历二个三年(公元1595年)，建州有一部分诸申越入朝鲜边境的渭源(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进行采取人参和掠夺财物，与朝鲜边民发生冲突，结果互有伤亡，造成了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所谓“渭源之仇”。努尔哈赤准备对朝鲜王国采取军事报复行动[59]。朝鲜王国使臣何世国，在代表国家与建州交涉的同时，要求明留驻朝鲜王国的练兵游击宣谕建州，不要与朝鲜王国为敌，扩大事态。然而，纠纷愈演愈烈，努尔哈赤积极调兵遣将，广集工匠，打造兵器。在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矛盾势不可解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廷派遣一位官员，朝鲜王廷派遣两位官员，率领二百人出使建州。朝鲜王国使臣称明廷官员为余相公，即余希元[60](有的史书误写为金希元)。
二月初二日，余希元等渡过鸭绿江向建州进发。初五日，努尔哈赤派遣康古里[61]，前去中途问安。又令张海、额驸何和理，统领骑兵三百，侍卫保护。张海等于道旁跪见“天朝”使臣，然后随行。余相公对张海说。承蒙你们都督厚意，前来迎接。但是，路途遥远，草料不便，兵马不必随行了。张海领命撤去。初六日，努尔哈赤令八将率领轻骑六、七千人迎接于途。初七日，距建州都城佛阿拉三十里，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率领骑兵三、四千前来迎接。见面时，余相公在马上举手相揖，下马赴宴。酒行三杯之后启程。又走了二、三里，有骑兵四、五千人排列道路左右。距都城十五里，又有步兵万名，列队相迎。进了佛阿拉，但见分内外二城，外加套城。外城周长十余里，有城门六处，内城周二里余。内城架设木栅，栅内建楼阁三处，为努尔哈赤的住所。房屋、殿阁都以青砖、青瓦建筑。
朝廷使臣入城以后，努尔哈赤设下马宴，热情款待。席间，努尔哈赤说，我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管事十三年不敢扰边，对于朝廷恭谨忠顺。可是杨布政无故说我不顺，还要讨伐我的部落。我把诸种事情的缘由已经报给广宁都御史了，而杨布政却阻拦，不向京城呈报，真是无可奈何。我与朝鲜王国本来没有衅端，朝鲜人被倭人追赶来到这里，我各给与衣食，还送回满浦镇。我在学好人，做好事，十分明显。可是，去年我部人到朝鲜渭源采参，越过国境，罪在我方。他们理应把越境的人缚送给我。由我处置，而朝鲜人擅自杀了我们四十多人，这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若是没有老爷宣谕到此，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怎么能维持到今夭!我图有名声，不贪财货。希望老爷将这些事情禀报给广宁军门，提本上奏圣上，知道我努尔哈赤恭顺，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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