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军攻占抚顺等城以后，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面前，摆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内部急需要安置、调整。他除了积极备战，防止明军进剿，在外交方面缓和与朝鲜李朝的关系以外，对明廷也施以缓兵之计，即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表面上为与朝廷讲和，放回明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书文备述七宗恼恨，自称建州国汗，实则是消弥明廷的主战情绪，争取时间，把主要精力用来稳定、安置内部[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稳定、安置内部的中心问题是安定汉族民心，他除了将破抚顺等城所获得的牛、马、财货、粮食大批地搬回国内[6]，保证了国内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外，对汉族降将，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联姻办法，进行笼络。抚顺游击李永芳被招为额驸，以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配给为妻，晋升他为副将，享受较高的待遇。同年闰四月初八日，后金为李永芳举行婚礼，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齐集，大开宴席。同时，努尔哈赤下令将编组的抚顺降民一千多户，进行较为细致的关照，不使他们父子兄弟离散，不使夫妻分离。凡是有兄弟、父子、亲戚、家仆没有能够相会的，都一一察出，令他们各自团聚。财物遗失的察归本人。此外，对这一千多户编民又分别给予牛、马、阿哈、衣服、被褥、食谷。配给食用牛一千头。每家分给大母猪两头，犬四只，鸡十只，甚他食物尽量给予满足。这一千多户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不予改变，仍旧依照明朝的旧制，设置各级官吏，由额驸李永芳继续统管[7]。
以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攻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不仅获得了大批的财物，而且地域向西推进了二百多里，人口激增，归降、被掠的人口，加上原有的户口合计已经以百万为计了[8]。其中增加的人口以汉族为主，这就不仅有加强一般统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征服汉族民心的向题[9]。后金攻取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释放了八省十六名商人，各给予路费，使他们能够回到本乡。这种作法至少可以起到后金不杀俘虏等的宣传作用。张承荫全军覆没以后，所有的被俘官兵中，凡是南方人，努尔哈赤都主动把他们放回去，各给银三两，以示恩赏[10]。凡是内中有投降的家丁(此种人一般都勇于战斗)，都给予优厚的待遇，配给妻室，并给一犬、二鸡、二鹅、一牛、一紬、四布，月给米一斗[11]。这种作法起到了笼络汉官，收买汉族民心的作用。同时，后金积极设防，准备对抗明军的进犯，在通向明边的沿途各个村寨，努尔哈赤下令设置精兵驻守，互相联络，严加守卫[12]。
努尔哈赤已将内部安定，可明廷集兵筹饷的事仍然进展不大。抚顺失守初期，万历皇帝一时震怒，决心对后金进行征伐。以兵部尚书黄嘉善，大学士方从哲等为首的众大臣纷纷上书，急请发出内币。万历皇帝对此无动于衷，直到众臣“章满公车”，才准许发内币十万。军事上，备战三个月，只启用了一名经略，二、三名总兵官。朝廷大臣会议，一般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广宁镇守总戍张承荫所统率的万名辽东精锐之师，兵败以后，部分兵丁变成了散兵游勇，分聚于各堡，多的上千，少的也有数百[13]，朝廷及其边将都不过问，更没有人召集和重新组织。因此，京城内外，人心惶惶。
正在明廷上下举棋不定，手足无措的时候，努尔哈赤将原来东厂的差官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等四个人放回来。努尔哈赤放他们回来的目的，是以求和为名，让他们传递，加有印文的“七大恨”[14]。在张儒绅等归来的路上，努尔哈赤严加设防，沿途的各个村寨多设精兵，多的达千员以上，相互联络。努尔哈赤进行武装示威，针对明廷上下害怕战争的心理，利用张儒绅去宣传。结果，经张儒绅一宣传，那些早已丧失斗志的朝廷大臣，更加灰心丧气，与后金决战的情绪，骤然低落下来[15]，出兵征伐更遥遥无期了。努尔哈赤的做法达到了缓兵之计的目的。
努尔哈赤在稳定内部、缓和外部的压力以后，鉴于明廷无所作为，便实行蚕食明朝边境的方针，即实行试探性的不断向前推进的方针[16]。这是努尔哈赤向辽左进军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后金释放张儒绅以后，见明朝边关既没有加强边防，也没有增援集结，便以大量的银币送往乃蛮、炒花等蒙古各部，邀请他们协助进兵。五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发兵三千，攻取抚安堡(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抚安堡)、花豹冲(今辽宁省铁岭县催阵堡公社花豹冲)。又发兵五千攻克三岔儿大小十一堡，而蒙古宰赛贝勒出兵三千作为声援。二十日，招服和攻取了崔三屯及其周围的四堡，总计攻下十七个堡，将掠夺的人、畜、财物、窖谷都向都城运去[17]。凡是明朝边境的田间禾谷，都纵马牧放，而乃蛮、炒花部也出兵相配合，进犯长勇堡(今沈阳西南的彰义站)[18]。
后金继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诸城堡以后，仅一个月，又使用小股兵力，伙同蒙古各部，蚕食边境，使明廷防不胜防。五月二十一日，经略杨镐兼程赴任，他刚到山海关，就得到诸堡相继失守的消息。万历皇帝为形势所迫，谕令总兵官杜松、刘綎等星夜出关，拨太仆寺金六万两，以购买战马[19]。又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颁旨：总兵官以下不听从命令的，以尚方剑处斩[20]。
然而，从整个辽东的军事情况看，明军的状况很糟。朝廷财政空虚，军饷不能及时筹办，将令不行，士气低落。从四月到七月，所征调的将领迟迟不肯出关。蓟镇的援兵到关仅有五千人，又分散防守。新募的一万兵卒刚刚操练，有的因军饷不济，几乎散去[21]。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持观望态度，不肯出兵。各城堡兵源不足，松山等重要城堡守兵多者不过五百。每次后金军入境攻城夺堡时，各城堡的守军既不敢出战，也不敢相互救援。只有副将李光荣带领的一千五百人和王宣带领的数百人虚张声势[22]。结果，开原以东的城堡丧失了一半，抚顺以东二百多里尽陷于后金之手。
明朝广宁巡抚鉴于后金呈书求和，朝廷援兵不到，便于六月二十二日派七人到后金去讲和，要求后金返还所掠去的人口和土地。这时，明边关既没有兵力能剿杀后金，也没有相应有效的对策，派使讲和是从极其软弱的地位出发的，幻想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努尔哈赤的回答却是：我以征战所得的人，哪怕是一个，哪有归还的道理。若是承认我的行为是对的，除了已经得到的一切以外，还应该给我增加金、银、帛、蟒缎等赏赐。”若是认为我不对，那就不能讲和，仍然兵戎相见。和谈失败，明使只好返回[23]。
明廷调将和集兵的缓慢，给后金军的迅速行动，积极备战提供了可乘之机。明廷尽管得知后金兵力增强，又联合宰、煖二十四营，近十万之众[24]，威胁边境;努尔哈赤派人在黑龙江采木、造船等情况，但因边臣没有机动的兵力，官兵又都畏战不前，只好坐观形势的发展。
同年七月，英明汗努尔哈赤明知明军虽然声称讨伐，但短期内不会有更大的作为，立刻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推进占领辽沈的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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