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焦萝熊：《讲求全策立奏荡平疏》载：“酋又乍进乍退，变幻莫测，邀买人心，蚕食边堡”，参见《筹辽硕画》卷6。
[17]《满文老档·太祖》卷7。
[1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1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0]《明神宗实录》卷573。
[21]杨一桂：《急发橐积增选裨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
[22]杨镐：《速救蓟兵出关疏》载：“差通使万国辅飞驰北关金、白二酋寨内，调兵援助，金、白二酋坚执不允，只说保守家事……有迁延观望心”，参见《筹辽硕画》卷7。
[23]《满又老档·太祖》卷7。[2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5]《明神宗实录》卷524。
[26]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27]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军士及居民五万人”被害，究竟清河城有多少人，无法确知。参见，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
[2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虏至今胆寒……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朝而战见星，……城主力战而死，士卒亦无投降者。”
[30]《满文老档·太祖》卷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杨镐：《权便移民以绝贼望疏》、《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31]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32][33]《满文老档·太祖》卷7。
[34]《明神宗实录》卷57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
[35]《满文老档·太祖》卷7，周永春：《留续调兵马移将臣出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3。
[36]《明神宗实录》卷577。
[3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
[38]《满文老档·太祖》卷8。
[39]《满文老档·太祖》卷8。
激战的前夜
第四章 萨尔浒大战
一、激战的前夜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三月，明军与后金军大战于萨尔浒山，(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公社境)，此战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在进攻抚顺城的前夕，就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对明中央政权宜战。萨尔浒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城引起的。明廷对后金的征战也是从这里开始准备的。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针对明廷的备战，积极准备迎击。双方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的乌云越集越浓。
当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明朝京师的时候，万历皇帝嚇然震怒，决意所谓“大彰天讨”。群巨纷纷上奏讨伐建州的方案。最先提出具体进兵方案的是山海关主事邹之易。他慷慨陈辞地说，，努尔哈赤不过是女直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已，同其弟舒尔哈齐占据宁古塔的哈喇赛(疑系赫图阿拉)地方，富庶而有计谋。努尔哈赤杀弟，并兼领其众，相继吞并猛骨孛罗。现在拥众五万，占地四千多里，一旦与西部蒙古宰赛、煖兔各部勾结起来，全辽怎么又能为我们所有?当今之计，必须急速补充将领，拨发币金，筹集军饷，集结大兵，以大将统率，三路出击。一路从抚顺出发，从间道直走宁古塔，捣其老巢;一路从叆阳、清河进发，堵截于前;一路从辽阳或走穆家(今辽阳县西南穆家卜)、蒲河或走懿路、武静营(今沈阳市西南大武镇营)，以横遏其冲突。引列虎蹲大将军等火器在前攻击，配合神枪、短刀[1]。这位主事官杀气腾腾，大有一举致努尔哈赤于死地的气概。他的方案虽然没能全部卖施，但它反映出明廷主战气氛是很高的，对于敌我力量的估计，偏重于高估自己，低估了后金。这种思想在明朝这个“天朝大国”里是很自然的，它不是一个主事官一时的冲动，而是从皇帝、大臣到一般官吏、使臣，无一不是如此。对于明朝自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能动员多少人力和物力，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抚顺等城失守后，朝议纷纭，主战声浪压倒一切。明廷派往朝鲜李朝的官员，对于朝廷备战的估计更加乐观，对于胜利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他富于激情而又不加掩饰的说：朝廷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必擒获元恶，枭首于藁街，献于九庙[2]。他认为努尔哈赤的结局必然与其外祖父王杲相同。明廷上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以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为首，加紧备战，积极督师出关。
腐朽的明朝虽然积极主战，但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全部的备战过程几乎为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最初，他们将出师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六月，因为兵铜不济，将不出关，兵不听调，无法如期出师。在备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枢臣黄嘉善心急如焚，坐如针毡，急忙上奏万历皇帝，请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皇帝旨令：总兵官以下若有不从命的，可按军法从事，立即处斩。七月，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克取清河城，全辽震动。消息传到京师，皇帝再次震怒，下旨严厉责备督臣说：清河被陷，敌势猖狂，各个总兵官仍然逗留在关内，都不肯先驱赴敌，所谓御敌之忠心究竟哪里去了?于是，准枢臣所请，赐给经略以尚方剑，并责令限期剿灭狂虏，严守封疆[3]。在努尔哈赤蚕食辽边，不断地向辽左腹地推进的牵动下，明廷将出师期限又定在八、九月间[4]。然而，待八月已经期满时，总兵官杜松仍然没有出关，出师的日期仍无消息。据八月份兵部报告：援辽兵马，只有宣大、山西已经起程，其他各路兵马都没有筹办。
四个月以后，即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马稍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集结的官军，经过杨镐查点，报告给皇帝的结果是：西方所调的兵马，仅仅马林所部经过了挑选，其他各路都是羸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参战。万历皇帝不得不再下严旨：命令各地督抚各官，必须严令各镇、道等官员，务必挑选精兵良马，指定由现任官员统领，以期抵达辽边。如果仍然象以前那梓以老弱充数，不经选拔，且逗留不进的话，将从重处置[5]。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关了。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马为四路。左手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官马林(宣府人)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务的游击麻岩(大同人)为副将。管铁岭游击事务的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务的游击丁碧，原任佐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等随征，统兵一万五千多人。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宣府人)监军，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此路会合北关叶赫兵马，分路并进。左手中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榆林人)为主将，以保定总兵官王宣(榆林人)、总兵官赵梦麟(陕西人)为左右手，下有右翼营游击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燧，原任参将柴国柱，原任游击王浩，原任参将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王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务备御杨汝达等。由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统兵二万五千多人。右手中路，即清河路。从清河至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栢(铁岭人)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务参将贺世贤(榆林人)为副手，下有左翼营管游击事务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备御加御都司喻成名，加御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统兵两万五千多人，以分巡兵备道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右手东路，即宽甸路。从亮马甸(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边。以总兵官刘綎(江西人)为主将。下有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兵大营都司姚国辅，山东营都司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兵营备御周冀明等，率兵一万五千多人。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城)、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县城)兵备道副使康应乾监军，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此路会合朝鲜李朝官兵一万三千人，由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游击都司乔一奇监军。[6]明军四路，合计八万多人，合朝鲜李朝、北关叶赫部兵，共十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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