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元帅姜宏立与后金大贝勒盟誓后，代善要求姜宏立全军开赴赫图阿拉，面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于是，后金兵驱逼朝鲜王国士卒向都城开去。明督军游击乔一奇深感处境不妙，对朝鲜王国军官说：贵军与“贼”讲和，尚且逼迫至此，我虽同去也不免一死。于是，手书一纸，令家丁转至辽东，面交其子。自以弓弦系颈自绝。朝鲜王国军官急忙营救，乔一奇竟挺身跳崖自杀。
乔一奇在临终的时候，深深地认识到明朝末年朝廷文武臣僚腐败，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朝廷文臣武将都以社稷为儿戏，一味徇私贪贿，以致使友好邻邦丧师，上万的士卒，幸存的很少，所剩下的兵卒被围困在孤崖上，粮断水尽，人马朝不保夕。我不忍观此惨状，但又奉命监军，不敢擅离职守，谨于三月初四日叩谢皇恩，自裁于家哈岭上[27]。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所率领的中营军仅剩下三、四千人，为后金军逼迫开向赫图阿拉。战败的刘綎将军的余部数千人，集结在山上。初六日中午，姜宏立所部中军到达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驻扎在城外十里处。后金众贝勒带领姜宏立、金景瑞等与通事十多人入城，拜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只见大堂正中努尔哈赤挟持弓矢，端坐在炕上。堂下左右排列众多甲士。姜宏立等人见，登阶行揖而拜。努尔哈赤嗔怒，命令两帅行君臣大礼，两帅坚意不从。最后，令两帅在阶之东侧，红毡铺地，设交椅落坐。
清河路李如栢军，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三月三日，师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三、四两日，当东路刘綎军正浴血奋战之际，副将贺世贤建议李如栢说，我军可以偏师策应，增援东路，杀入重围。季如栢听而不行，仍然驻兵不进，致使刘綎孤军被困，全军覆没[28]。
三月二日中午，明左手两路杜松军战殁，马林军溃败，经略杨镐认为四路军败象已奢，急发令箭到清河、宽甸、叶赫部军[29]。清河路李如栢正不想进战，接到令箭后，急速回师，狼狈逃窜。因此，明四路大军合朝鲜李朝军和北关叶赫军，共十余万众征伐后金，竟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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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8。
[2]《宋幼清九籥集》卷1，吴亮嗣：《开铁深可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3]《明史》卷247。
[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5]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6]杨镐：《市口紧要将官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7]赵绂：《大发币金疏》载：刘蜓“气色先已暗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参见《筹辽硕画》卷8。
[8][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0]同上.卷138。
[11][1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3。
[1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7][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1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20]《武录》、《满洲实录》皆载：东路守军五百。明人说有一万人。朝鲜文献载称：有数千人，从一路上骚扰情况看，数千或近万比较可信。
[21]《日月录》，参见《燃葵室记述》卷21。
[22]《明神宗实录》卷580。
[23]《满洲实录》卷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6-7。
[24]《宋幼清九籥集》卷1。
[25]牟志夔：《辽岛制胜有机疏》载：“在刘綎则奋力长驱，已克十余寨，李如栢等退留不进，未有牵制，未有应援。……奴酋素惮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救，败綎之于此。”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6]《宋幼清九籥集》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满文老档·太祖》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2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28]《明神宗实录》卷580。
[29]《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四、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
萨尔浒大战前的二百多年间，明廷对女真各部通过设立卫、所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进行管理。女真各部是明朝边区的少数民族，各个卫所的官员，各尽臣职，“守御边境”，都在明廷的一统之下。建州女真从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以来，直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臣订立边界盟誓，承认防守皇帝之境[1]，承认明廷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努尔哈赤负责守卫九百五十里的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明经略杨镐派遣使臣李继学到后金和谈，努尔哈赤提出的和解条件中，除经济要求以外，也只以求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决心。
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明军无所畏俱了，将“后金国”的大旗公开地亮了出来，正式表明政治上割据一方，称明廷为“南朝”[2]。明廷满朝文武从朝鲜王国得到消息以后，以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小小龙虎将军，竟敢“黄衣称朕”，甚是气愤。认为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3]。然而，萨尔浒之战确实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的一仗，是明中央政权与建州卫关系史上的重大转变。努尔哈赤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冲破了二百来年朱明政权统治的旧格局，对其政权称臣的事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它为中国新王朝的兴起举行了奠基礼，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中国新王朝来说，起着助产婆的作用，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次战争的历史地位，即从此大清帝国的“王业成矣”[4]，而新王朝的奠基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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