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26]”，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最后，每亩加到九厘，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军资器械损失严重。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炮，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炮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精骑。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精兵约占三万左右。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炮。同时毁改粗铁为精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他以“最工间牒”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游食、僧道和百工技艺等。有的混入明朝的军队中。活动范围除了辽东各城以外，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登州、天津、苏州、杭州，几乎无所不到。有的为努尔哈赤贩运货物、粮食、硝磺，还顺便刺探各城的兵马数目。甚至将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的地图，有关要塞、关隘都描绘下来。有的把明朝的运货船只，运官姓名，都详细写明，上报给努尔哈赤[40]，使努尔哈赤情况明，胆子大，是防是攻，得心应手。比如，萨尔浒战后，明廷企图重整旗鼓再战，后来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武器缺乏，无法组成战斗劲旅，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41]。然而，明廷内部的预计也被努尔哈赤知道了。他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四十多天，见明兵不能再来，才撤兵归寨[42]。三月初，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六月，努尔哈赤就挥军攻破了开原;七月，占据铁岭;八月，扫平北关。兵锋所至，有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可见，造成如此形势是与努尔哈赤实行强攻与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有关系。
萨尔浒战后，在辽河东西，明与后金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后金东有朝鲜王朝，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逼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战后，朝鲜王朝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明朝，而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明与后金中间，持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这样，努尔哈赤等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手脚就更便于施展了。尤其是经过实战较量，努尔哈赤摸清了明军的实力，内心无所畏惧，所以用兵频繁，出入无常[43]。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六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四万大军，从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上涨，行军十分不便。为了躲避雨淋，又不走漏消息，努尔哈赤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村民，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44]。这就给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努尔哈赤得知开原无雨，便急转马头，挥军直逼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总兵官马林为了守卫开原，从五月间就报告抚院大人，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二十四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交涉。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马林不明真象，又不听抚院大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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