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熊廷弼：《专陈紧急未尽饷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36]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37]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38]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卷44。
[39]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40]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1]《满文老档·太祖》卷16。
[42]张鼐：《附熊经略司马来书》，参见《辽筹》(一)。
[43]李汝华：《敬陈战守大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夺取辽沈，迁都沈阳
第六章 辽沈大决战
一、夺取辽沈，迁都沈阳
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较力斗智相持一年左右。正当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集团垂涎辽沈，积极备战，进兵的大计已经决定，而畏惧经略熊廷弼严防紧守，不得下手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却自毁长城，撤换熊廷弼为努尔哈赤下决心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战机。
明朝内部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除了熊廷弼以外，都没有比较切实的谋划，然而，熊廷弼不是阉党所信赖的人物，因而大受排挤。皇帝对于辽东的军事形势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专凭边官疏报，枢臣指点，随波逐流，毫无主见。枢臣按照边官的奏疏，报告敌人来了，皇上就着急一时;报告敌人去了，皇上就心安理得，不再谋划边关的事情了，可见对于涉及江山安危的大事，竟然麻木不仁到如此程度。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春天，经略熊廷弼刚刚将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朝廷的某些大臣就无视辽东的军中实情，拚命摧战。九月间，当熊廷弼已经集兵十三万，全部筹辽部署将要就绪的时候，朝臣责备熊廷弼的奏疏纷纷而上。熊廷弼无可奈何，愤然托病请求退职回家。九月十五日，御史冯三元指责熊廷弼处置辽东的事情无谋的罪有八条，欺君的罪过有三条[1]，提供了迫使熊廷弼辞职的“依据”。七夭以后，御史张修德又上奏，急请贬斥熊廷弼。廷弼受冤，心中不服，上疏辩解，申述一年来守辽东的功绩。然而，皇上昏然失查，竟让户科王继昌主持会议，结果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责备熊廷弼未能大创敌兵，斩贼擒王，并且指责熊廷弼有三条不能复辽的过错[2]，于是，下旨将熊廷弼解任回家，这是明廷朝政腐败，利用边乱，争权夺势，使边疆屡吃败仗的主要原因[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以多次发兵掠夺，焚毁沈阳、懿路等周围各堡，目的是孤立沈阳[4]。努尔哈赤正在待机而动的时候，熊廷弼奉旨辞归。同时，自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七月，万历皇帝、泰昌皇帝相继在一个月内死去，天启皇帝即位，当朝权贵们利用皇位更迭机会，争权夺利，连续发生了“梃击”[5]、“红丸”和“移宫”三大案件[6]。朝臣既频于发丧，又忙于争斗，朝政混乱至极，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努尔哈赤立即抓住天启皇帝初登大位，政局不稳，又自毁长城的机会，向辽沈发展。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初十日，明廷命令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袁应泰曾经出任临漳知县、河南参政等职，本来不懂得军事。虽然他接任后矢心赴辽，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7]，但努尔哈赤已经作好了进攻辽沈的准备。所以，他到任只有短短的五个月，辽事就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经略袁应泰上任的前后，虽然熊廷弼所募集的士兵陆续到关的有将近十三万人，其中除了各边征调来的士兵、川兵、毛兵以外，十个当中选不出一两个精壮的，多数都不能参战，仅可勉强守城、采草、放马。能征善战的兵卒不过是各个将领的家丁，数量极少，一般来说，每个将领之下，不过只有六，七百个人而已[8]。
经略袁应泰入辽以后，以过去廷臣责备熊廷弼没能收复辽东一城一地为鉴，而抱有进取之心。他召集辽东诸位将领商议，稍稍改变一下廷弼以守为主，渐逼渐进之策，决定以夺取抚顺为计。实际上是陷入了攻守举棋不定，如盲人骑瞎马，不知所向。守，在朝廷内部的压力下，不敢说出口。攻，又没有奇谋良策。朝廷官吏，不明辽事真相，盲目乐观，急于进兵取胜。一见袁应泰奏报明年春天将要收复抚顺，竟敬佩他颇有壮志。
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是，调用已经出关和还没有出关的十八万军卒分驻辽东各城。又把监军道高军出、邢慎言，总兵官贺世贤、李秉诚、陈策，都升职晋级。再将尤世功、朱万良、童仲□升为总兵官调用，合计有大将八员，每员各统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抚顺方面。以清河监军道牛维曜，总兵官侯世禄，并调梁仲善、姜弼四人，行总兵事，每人各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清河方面。以金州、复州道胡嘉模、副总兵官刘光祚，行总兵事，统率步兵九千，骑兵四千，水兵七千，合计两万兵驻守宽甸、叆阳。另以一万兵驻守沈阳，一万兵驻守蒲河，七千兵驻守奉集堡，并准备选一、两万人作为机动兵力，以备临时调用[9]。
从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和设想来看，他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百分之六十的兵力放在抚顺、清河方向，百分之四十的兵力坐镇辽沈腹地，进攻抚顺的意图一目了然。尽管其兵力部署与熊廷弼大体相似，但他的意图是伺机与后金决战，这就改变了熊廷弼的渐逼渐进，部险守要，使后金兵疲劳坐困的守中有攻的策略[10]。但是，实际的兵力仍然与熊廷弼在任的时候大体相同，即与后金的兵力比较，攻之不足，守之有余。细察起来，兵虽然多了几万，情况却更坏了。因为，一是除了家丁以外，能够搏战的不多。二是收降蒙古人为兵卒。贺世贤一军首批收了三千多人，最后竟达数万人。这为努尔哈赤派“奸细”混入明军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辽河东西赤地千里，军粮严重缺乏。可见袁应泰收编蒙古军的作法，严重地增加了边城的危险和困难[11]。
辽东经略袁应泰积极调兵遣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积极加强战备。当初，熊廷弼布置严密，战守比较得宜，兵员、军饷也逐渐齐备。后金多次南攻北扰，都没有得手。但努尔哈赤夺取辽沈的决心却毫无改变。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正月以后的各种迹象表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正月间，总兵官李光荣等首先得到后金在积极制造钩梯、备置车营，储备糗粮，将要进犯辽沈的消息。蒙古煖兔部下的哈喇等四个人曾经到萨尔浒城努尔哈赤家中去贸易，也听说后金将于闰二月进攻沈阳城[12]，而且蒙古已经调各营兵集中在辽河一带，等待后金兵进犯沈阳的时候，乘机从懿路杀出，劫回宰赛贝勒等消息一再传来[13]。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努尔哈赤从界藩城迁都到萨尔浒城，西向进取之意也很明显。在这同时，努尔哈赤在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内部也作了一些准备，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诸子、侄共立盟誓，禁止在强敌面前内部相互残杀，申明不究既往，以加强内部团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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