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
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巿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 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关于这一段经过，鲁迅在《追忆范爱农》一文中，有生动的描写：
到冬初，我们〈他和范爱农)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笫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 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拒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 ，但即使不嚷
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 ，也很少有工
夫谈闲天①。
这便是他们所身经的辛亥革命。当时，有几位年青的学生，办了一种报纸，对军政府有所攻击，顶的还是鲁迅的招牌，但是青年们的居心和王都督的
手法，都使他十分痛心。
辛亥革命的使人失望，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许季弗从南京来请鲁迅到
南京教育部去，范爱农对他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①这是很凄凉的话头!鲁迅自己也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他用讽刺的笔法来写阿0的革命，才勾出了真实的一面。《阿^正传》第七章开头便标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送箱子来赵家寄存，把革命消息带给了未庄，使得阿0兴奋起来，在街上发出造反的口号，吓得全村的人十分惊惶。他的警句是:"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买了他搭连的赵白眼想探他的口气，问道:"阿0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吧?"阿0回答道:"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据周作人说:这一个场面乃是实有的，确实是阿桂自己的事。那时，杭州已经反正，县城的文武官员都已逃走，城防空虚， 人心惶惶，阿桂在街上掉臂走着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对他说:"我们这样人家可以不要怕。" 阿桂对答得好，"你们总比我有。"有即是说有油水，不一定严格的说钱。在那一天的夜里，嵊县的王金发由省城率队到来，自己立起了军政分府，阿^一觉醒来，已经失掉了他的机会，他的成功便只是上边所说的那一个时期，这之后他想革命只有静修庵一路，但是那里也已经给秀才与洋鬼子去革过了。
周作人说阿0在静修庵革命失败，原因是赵秀才与钱假洋鬼子先下了手，这里显示出来他们三人原是一伙儿，不过计划与手段有迟早巧拙之分罢了。正传里写士大夫阶级绝不多费笔墨，却可以看出这对于革命有保守与进取两派，也可以说甲是世故派，乙是投机派。举人老爷与钱太爷不曾露面，赵太爷的态度，可以对阿0的话为证，他反对秀才驱逐阿0的主张，以为怕要结怨。这是旧的投机派。新的便要更有计划了，第一步是静修庵，第二步则是"柿油党";有了这银桃子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 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何况是阿0呢?阿0想要投效，前去拜访假洋鬼子，遇着正讲催促洪哥动手的故事，看见阿0便吆喝滚出去，阿0从哭丧棒底下逃了出来，不曾被打;但假洋鬼子既然不许可他革命，他的前途便完全没有了。
依郑振铎的说法："像阿0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
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
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却不赞同这一种说法，他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的命运，也只能如此
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并非现代的前方，而是其后， 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0究竟已经用竹筷
盘上他的辫子了。
《阿0正传》第八章开头便说:"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①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里， 便包括了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换汤不换药的混沌情形，虽然王金发做了军政分府都督，总揽民政军事之权，本文中说知县和把总还是原官，并不是事实;但见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的话却是真的，因为当时投机派摇身一变，做了新贵的的确不少。一群旧人都拥上了台，与清朝不同的，便只是少了一根辫子。这是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他在《阿0正传》之前，曾写了《怀旧》，立意相同;)。
七民初的潜修生涯
辛亥革命，说穿来只是"盘辫子"与"剪辫子"的革命，其使我们失望，那是必
然的。那时的鲁迅，已经到了北京，看了走马式的政治局面，他摸到了病根所在，便沉默下去了。《两地书》中，他在一封复许广平的信中提到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
不是新漆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巳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好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劣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 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而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是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 总之是抱'发财主义7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巳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的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鲁 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我又无拳无勇，真： 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传 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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