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回，鲁迅在香港的遭遇是有趣的，他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
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他讲演中几次提到了元朝，有人就有些不高兴了)至于鲁迅在广东，他自己也有了幽默的譬说："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 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古先用去了。"②他在寂寞的南方，又经历了一番世故。他也曾幽默地写信给李小峰说："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3^他指出
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
要他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他的题签，巳经撤换。(三)报上说他已经逃走或者说他到汉口去了)他就是这么寂寞地离开广州了。
①②③
《鲁迅全集》第7卷，第730页。《鲁迅全集》第3卷，第435页。同上书，第436页。
十五上海十年间
一九二七年秋间，鲁迅从广州北归上海，便在那儿定居着，一直到一九三
六年秋间，他在上海逝世。这十年中，他就在那儿过着半安定的生活。其间， 他只于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到过北平一次，很快就南归的。北平的朋友，留他在那儿教书，他说他巳经心野了，不能教书了。其实，他是不十分甘于寂寞的人，所以住不下去。他曾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为安闲计，住在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激，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 但也别有生气。"①这是他心头的真话。后来，他的病情已重，笔者曾写信劝他到山水胜处休养一些时日，他的回信说：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偕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②这虽是带诙谐的话， 却真是天地虽大，无可容身，只能在上海尘嚣中过下去的(一 ^ 二八战役
后，他也曾有往北平的打算，看看局势日紧，也就作罢了 〉。
他在上海那十年中，正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蒋介石渐次稳定他的政权之时。国民党这一政权，本来的领导人孙中山，他是有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决定了联俄容共政策，自负为代表农工利益的政党。这一党的决策，孙氏期望在建立党军以后，逐次推行起来。因此，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对北方文化人是极大的诱导力量。哪知就在北伐推进途中，蒋介石已经抛弃党的原定政策，首先和资产阶级携手，促成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许多次分
、^圍.國國、—」.」——.」—,;」、.1. -1.國，
鲁迅评传
裂，引起了几次大规模内战。这一来，文化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了。鲁迅自始不曾对革命寄予以过多的希望，不过他到了广州，那个革命策源地，只是失望而已;回到了上海，却看见了许多痛心的现状。他在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是被迫害的，他在上海却受到了蒋政权的迫害。
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集权方式，以党统军，以军统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有变动，而其掌握党军的实力，则自始不曾变动。一方面接受了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推行特务政治。在他控制下的权力机构，属于党的有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属于军的，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八而他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即以相当于清廷军机处的地位操纵军政大权。那时"中统"方面，便派员长驻上海，和上海市社会
局相联系，普遍地对上海文化人监视、逮捕，甚至暗杀。特务机关处置共党分子，手段非常残酷，赵平复(;柔石)等被捕之后，外间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
那样大规模的秘密枪决，到处都有，当局也在找寻鲁迅，也可能遇难的。他受着这沉痛的刺激，曾赋有小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髯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①。
有一部《鲁迅传》(王士菁编〉，他是把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当作被围攻的
时期，那是错误的;而另一位写《新文学史稿》的王瑶，把那一段时期，当作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也是错误的。国民党主政时期，他对鲁迅的迫害是
有的，带恐怖性的谣传也是有的;但，国民政府是官僚主义的政府，上海租界又带上几分洋大人的气息，所以他们的斗争手法常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对左翼文人，普遍加以打击，笔者也曾身与其痛，但对有组织的中共文化人，是鞭长莫及的。但鲁迅的声名与地位，一方面既受中共组织所掩护，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特务所不敢触犯(投鼠忌器)，所以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
，
害，并不曾有过。而他到上海后，便由许寿裳推介，由蔡元培聘任为大学院(即后来教育部)特任著作员，迄"一 ^ 二八"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改组为止，凡
五年之久;说起来，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之一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也随着南移，上海的文化地位，也可说是取北京而代之了。鲁迅的领导地位，他自己既辞了又辞，不曾自居，而在文人相轻的环境中，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未必甘于奉鲁
迅为盟主，那些被鲁迅称为民族主义文学家，连王平陵在内，都是毛头小伙子，都是不足数的。
那时，《北晨》副刊和《现代评论》社派的人士，大部分被国民政府所吸引， 参加了蒋介石政权的中枢工作，已经退出文化集团的战斗阵线了。 一部分也到了广州、上海，在《新月》旗帜之下集合起来的，有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徐
志摩等。他们和鲁迅辩论过了一阵，但《新月》社本身，也受蒋政权的迫害，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至于受鲁迅所攻击的第三种人，
即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派(王礼锡所主持)，和《现代杂志》派(施蛰存主
编)，也只是和左联文人对辩，没有围攻鲁迅的作用的。
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
或戏剧工作者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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