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曾在日记中写道： “他(纪伯伦)对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或冲动性力 量的东西的评论，使我认识到他对自己的存在及各种形式的存在的感情，大 大超过了和人有关的，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的东西。”纪伯伦承认自己思想 的变化，说， “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寒暑四季。灵魂的冬天不同它的春天， 灵魂的夏季也不同于它的秋季。”纪伯伦用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创作了这个 散文诗集，用他的话说，疯人 “渴望着他的血”。 《疯人》中的许多作品，显示了纪伯伦的讽刺幽默才能。《稻草人》讽 刺了把 “能使他人恐惧”当成一种“深沉持久的快乐”的“哲学家”。《战 争》显然是针对当时的世界现实所写，立意巧妙，它以荒唐的理由、荒唐的 判决暴露了牺牲无辜的政治现实，巧妙地揭示了一战的实质。 《狐狸》则用 最简洁的画面，揶揄了那种随时调整和降低自己目标的阿Q式的 “现实主义 者”。 《三只蚂蚁》嘲笑了高谈阔论，不堪一击的犬儒主义者。《两位学者》 借喜剧化的手法，把一场 “科学辩论”变为一场滑稽戏，侧面反映了作者在 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怀疑主义。纪伯伦在 《疯人》集中所写的最具有讽刺力、 最深刻的作品，应该说是 《另一种语言》、《神赐福的城市》和《“完美的 世界”》诸篇了。 《另一种语言》极富艺术魅力。纪伯伦通过描写一个刚刚 出世的婴儿的“心理”活动，揭示了“神甫”、“预言家”之流的谎言与虚 伪。又通过33年后，这个孩子“早已忘却了”自己坦率真诚的语言，转而相 信那个 “预言家”的假话，反映了丑恶世界对人的异化。在《神赐福的城市》 一文中，纪伯伦经黑色幽默的笔法，描绘了服从 “神圣经典教义”的人们， 断章取义自残肢体，过着独手独眼的“正常生活”，而把不自戕的人视为“异 端”，呈现出一幅极为残酷的人生画面。这残缺的肢体，正是人类残缺的精 神的外部象征。最可怕的是，这残缺却以 “完美”而自居。 《“完美的世界”》是《疯人》的最后一篇，也是纪伯伦画龙点睛的一 笔。文中的主人公 “我”运用反语，说“我置身于一个完美的民族之中，我 却最不完美”。而所谓 “完美”，原来表现于“思想有条不紊”。“梦幻井 然有序”， “观点注册登记”，人们的行动“整齐划一”，生活于“受控的 秩序”中，“照一定的模式去施爱，按预设的程序来娱乐”。在这个所谓“完 美世界”中，人们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完全受控于既定的传 统与秩序，千篇一律，过着机械的生活。即使恶行与罪孽，也都变得十分“文 明”而有序： “面带微笑地抢劫邻人”，“用片言只语灭绝一个灵魂，在一 呼一吸间焚毁一个躯体，然后，当诸事完毕时去洗净双手”这不正是横行于 世上的文明强盗的所作所为么?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把反讽的功能发挥到 极致，每一句话都包含丰富的深蕴，透射出现实批判力。 在 《疯人》中还有两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诗，即《当我的忧愁降生时》 和 《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在这组姐妹篇中，纪伯伦把抽象的心理活动和内 在的感情作了人格化的描写，赋予 “欢乐”和“忧愁”以生命，显得十分自 然。由于纪伯伦给 “欢乐”和“忧愁”这两个新生儿注入深沉的“母爱”， 那失去 “忧愁”与“欢乐”时的哀惋痛楚就愈加富于感染力，同时也显露了 这个大千世界中的冷漠人情。不过正如本集 《掘墓人》中所强调的，纪伯伦 最终是倾向乐观主义的，他在埋葬 “死去的自我”时，是“欢笑而至，欢笑 而归”的。 在 《上帝》一文中，纪伯伦再次表现了他的“人即上帝”，人神合一的 思想。正如纪伯伦自己所说： “关于上帝的诗，是开启我的感情和我的思想
大门的钥匙。”的确，许多行家很欣赏此文，认为它是“最优秀、最好的”， 说纪伯伦用它 “劈开了黑暗”。 《疯人》出版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很多人想见一见这位作家— —为了赞扬他或批评他。诚然，赞誉之词是相当多的，但纪伯伦并未因此而 飘飘然。相反，他谦虚地说： “过高的评价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已感 到自己的不足。”对 《疯人》的抨击也是猛烈的，因为纪伯伦毫无顾忌地在 其中揭示了人性与世界的阴暗面，在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太过分。鲁 宾逊夫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期福的胞妹——评论 《更辽阔的海洋》一 文时，忧心忡仲地说： “这是一个魔鬼锻铸的摧毁性语言，对我们来说，不 宜鼓励这种文学风格因为它歪曲价值，搅乱道德，把道德降到最低的等级!” 纪伯伦的这一作品很快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多国文字，在世 界范围广为流传。纪伯伦认为，诗是视觉的延长，他在谈论 《疯人》时表示： “我希望一个人在读的时候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逗留的世界，它遥 远、安谧，它属于一种奇怪的、渴望着的生命……”。
“我是自己的主!”
正像二十世纪初的许多东方作家，纪伯伦也深深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 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他剔除了自己 思想感情中的哀怨、哭诉、柔弱成份，把一股阳刚之气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 中。事实上，这转变早在一战前就开始，但一直到一战基本结束，纪伯伦的 思想才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成熟区。无疑，尼采是纪伯伦孤独的最大抚慰者， 也是他步入创作新阶段的引路人。纪伯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是的，尼 采是一位巨大，真正的巨人!你愈去读他，就愈增加对他的爱。或许他是现 代所有灵魂中最活跃。最自由的灵魂。他写出的东西，在今在认为伟大的许 多东西消逝之后，仍将长存。……读读 《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本 书在我看来，是我读到的所有世纪的书中最伟大的一本书。” 但纪伯伦对于尼采的哲学并非全盘接受，并像传声筒一样去宣扬它们 的。他认为尼采先于他 “三百年”“摘去了他曾经将要采摘的那棵树上的果 实”。纪伯伦与尼采一样，认为人类要 “向前”并“向上”发展。但如果说 尼采的终极目标是鄙视、憎恶人类的 “超人”，那么纪伯伦的则是具有博爱 之心的 “神性的人”。尽管纪伯伦的诗文中出现过一些激烈的言词，甚至在 《致同胞》中还说过“如今，我恨你们了!”那样过头的话，但这属于“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 “恨”，其出发点依旧是爱。 《暴风雨》成书于1920年，全集收集了纪伯伦在一次大战前后所写的 31篇短文，其中一篇 《苏尔班》为短剧形式。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有力度的散文诗集。纪伯伦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暴 风集》并不是偶然的。纪伯伦特别喜欢象征着反叛、革命、翻天覆地变化的 暴风雨。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他的内心激荡之情能够得到共鸣与抒发。 有一次，暴风雨骤然而起纪伯伦对他的朋友说： “我像它!人为什么不像霹 雳闪电这般说话、写作?我愿站在高山之巅，像刚刚出生时那样浑身赤裸， 我愿死于风暴之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次大战的 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 “一场 猛烈的革命”。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性的变革时代到来了。 “狂风呼 啸这是我所喜欢的。……我的感觉受到激励，我的心儿在悸动，我走向工作， 她握着我的手—— ‘她’就是风暴。” 正是在这样的炽热中，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诞生了。这个集子荟萃 了许多名篇，大都是针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写的。 《掘墓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篇。纪伯伦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敢于 “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他没有 什么偶像，只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 “我是自己的主!”在这个阿拉伯文学 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 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 纪伯伦在 《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尸”的口号。他借“疯狂之神” 之口说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苟且偷安的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 “在风 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同前进”，这些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纪伯伦由此为诗 人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即带领大家挖掘坟墓，埋葬“死人”与“活尸”。 纪伯伦本人无疑是一直致力于这工作的。 关于东方，东方痼疾的论述，是 《暴风集》中最有价值、最具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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