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官学到诸子私学，从思维方式的发展看，确实是一个从迷信走向理性的过程。理性的觉醒是人对自我认识和评价的提高，标志着在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性的增强。人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理性思维，不再依赖于冥冥神灵的庇护。这样，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然的图景，社会的图景完全发生了变化。各个社会阶层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各自的地位来认识、描述自然和社会，构画自己的理想境界，寄托了各自的追求和希望。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百家虽然不少都采用了托古改制的方式，但绝少筮卜的迷信方式。诸子思潮对西周官学的否定，其重要内容之一，正是理性否定了迷信。同样，理性代替迷信也正是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思潮汹涌澎湃，席卷社会的一个原因。这是科学与民主代替愚昧与专制的一种古代形式。
第二章 墨子与墨家学派
一、墨子生平和《墨子》全书的结构
在西周官学和诸子私学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墨子和墨家学派是代表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如果说，孔子的儒家带有没落贵族士的特征，他们在对西周官学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力图在新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那末，墨子及其学派则明显带有上升庶民士的特征，他们强烈要求保护新兴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墨子及其许多弟子本身都是手工匠出身，“墨”的原意是使用绳墨之木匠。 他们直接参加了生产实践，生活在社会下层，以节俭自苦为乐。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荡中，原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解体，工商食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各种个体手工匠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贩运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工业的繁荣。个体手工匠和小农作为小生产者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通过学—→士—→仕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墨子和墨家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社会背景下崛起的，代表小生产者所理想的社会。
(一)墨子生平
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国籍是一个聚诉未决的疑案，连一代史家司马迁，作《史记》广求精审，集采极博，先秦诸子多列言行为传，而于墨子只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缀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连生卒年代都不清楚，事迹几不可考。《汉书。艺文志》也只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孙诒让在《墨子閒诂》中根据《墨子》53篇记载的历史事件为参证，认为，“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92 年)，当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 按公历计，孙诒让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是公元前468 —387 年。梁启超根据墨子所曾接交之人来推定墨子的生卒年代，认为，“要之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公输般之生，最晚亦当在孔子卒前十年。)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郑繻公被弑之后三年(公元前390 年)，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公元前318 年)。卒年既大略考定，持以上推其生年，使墨子老寿能如子夏者，则亦可上逮孔子也。”所以，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公元前468 至459 年)，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於公元前479 年)。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到廾年之间，公元前390 至382 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公元前372 年)。“ 按公历计，梁启超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463 年—385 年(前后误差5 年)。钱穆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门弟子年岁的比较，墨子与楚鲁阳的关系及《墨子》中《耕柱》、《贵义》、《鲁问》、《公输》五篇所记载的墨子言论行事考订了墨子的生卒年代。按公历计，钱穆认识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 年，约卒于公元前394 年(生、卒年份至迟不出10年)。 侯外庐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为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10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按公历计为公元前490 ——403 年。 任继愈认为：”墨子的生卒年虽难以确切断定，但是可以考其大略。止楚攻宋应是可信的历史事件，它发生在公元前445 —440年之间，此时的墨子当在壮年(太老不能长途跋涉，太年轻不能有弟子三百人)，再结合其他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 年，约死于公元前420 年，他孩童之年当是孔子老死之时，其主要活动年代在战国之初，止于韩、赵、魏三家正式分晋和田齐代姜齐之前。
根据各家考证和现有史料要精确断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各家考证的生卒年代，其误差约为20年左右。这些考证和史料也大致勾画了墨子所处的时代和主要活动年代，对深入理解墨子思想及其时代背景是很有必要的。
墨子上逮孔子，下接孟子，墨子思想作为儒学的一个对立面，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从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子正是一个发展上升的过程。前期儒墨的对立，表明了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私学的深入发展。
不仅西周官学成为社会思潮批判的对象，而且对西周官学采取温和批评态度的孔子儒学，墨子对其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儒、墨两派直接的思想斗争为以后的百家争鸣准备了舞台。义利、古今、礼法、天人、名实等诸子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正是由孔墨之争为起端的。
墨子成年和活动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二、三十年。这个历史时期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晋地为标志，说明自平王东迁以来，政由方伯的政局继而发展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天下恶乎定”， 战争频繁，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这为士、庶阶层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形成了“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的状况，不管国籍，不管出身，不管贫富，有才能者，遇机会一跃而成为将相，这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及其学派，才能“徒属弥众，弟子弥丰”， “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成为当时唯一能与儒学相抗衡的显学。
在孔子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见，但“尊周”仍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诸侯争霸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时代，兼并战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耕战成了各国的基本国策。足兵足食，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生死存亡的危机迫使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实质上是社会各阶级相斗争的结果。这种政治变革有利于士庶阶层突破血缘门第的限制而进入仕途政界。这点也正是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学派能显赫一时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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