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断与《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论及周礼的话相对勘，可得到佐证。“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大道行，天下为公;大道隐，天下为家。这两种社会情况相对比，可说明《礼运》的大同思想确是描述了周礼等级宗法社会以前，原始公社的社会状况。
这种原始公社大同思想影响到墨子的，就是墨子兼爱的社会理想。下引有关墨子兼爱思想的数条文摘，将其与《礼运》大同思想相比较，可见两者如出一辙。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子早期学习儒学，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又长期居住在周文化传统浓厚的鲁国。他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受周文化的熏陶是自然之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义废，诗书缺”，而现存的《墨子》53篇中，据罗根泽在《诸子系年》的统计、考证，引用《诗》者有12处，引用《书》者有32处，引用各国《春秋》者有4 处。墨子对于儒学及周文化的修养无论在文字或义理上都具有学者的水平。墨子引《诗》、《书》、《春秋》，文句多以通俗化的解释，这和墨学的平民化的特点相适应。虽然，后来墨子因儒学、周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成为儒学的背叛者和反对派，但儒学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亲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或后期墨家学儒后的作品。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学影响的早期著作。韩愈在《谈墨子》中主张儒墨合一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虽则韩愈没有认识到儒墨的根本对立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但孔子的仁者爱人，惠民德政，知人举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义对墨子的兼爱、尚贤、修身之言行确有其影响。墨子正是运用了孔子学说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构造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
从天子失官，学在四野，官学下私人的变化过程看，孔子第一个对周王朝的各种官学及典章制度进行学习、研究、损益和改造，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进而聚徒授学，开创了私学。墨子作为由庶民通过学而上升为士的学者，其接触的学问、知识不外是两个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学，二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墨子正是通过对周礼和儒学的学习，才打下了具有学者和一代宗师资格的文化知识基础。墨子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来说，他们所能利用的文化遗产只能是儒学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遗族，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虽然因文献不足，不能以宋来论证殷礼，但宋俗中留有殷商遗风。所以，孔子又说：“我欲观殷道，故之宋”。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一对宋景公为其妹陪嫁的青铜。铭文中宋景公自称“有殷天之唐(汤)孙”。 这证明宋国封君确是殷商王族后裔。墨子先世为宋人。在宗法关系很强的时代，宋国习俗通过家庭、家族的途径是会影响到宋人后裔的墨子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明鬼尊神当是宋俗。这与墨子大谈明鬼、天志，将他们作为一种威慑恫吓的手段有一定的联系，“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师鬼”。 墨子极力鼓吹的“桐棺三寸”的薄葬，托之于夏禹，但据吕思勉在《吕思勉读史札记。桐棺三寸非禹制》一文中考证，认为“木为棺椁实始于殷”，“盖墨子斟酌时俗所制之古圣王所制，又云禹之行事如此，皆托辞也”。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的习惯，表明了在王位继承制上殷、周的差别。兄终弟及是重母统的表现，说明在殷商时代还有母系社会母权制的遗风。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欲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我欲观殷道，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以坤(主地，主阴)为首，《周易》以乾(主天，主阳)为首，说明《坤乾》重母统，《周易》重父统。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正说明殷商社会母权制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宋为殷后，兄终弟及的母权制的遗风在宋国国君继承问题上仍存在。《史记。宋世家》记载，“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和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对此事，儒家认为立弟是祸根，“宋人祸宣公为之”。 孟子斥墨子兼爱无父为禽兽，是基于用重父统的周礼批评重母统的殷道。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之根本，这正是周公制礼的核心。立嫡立子的周制的确立，表明父权制完全取代了母权制，阶级关系支配了血缘关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族权必须服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君权，所以，天子、诸侯无宗法。《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也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君臣关系统治血亲关系。这样看来，墨子在血亲基础上的兼爱主张留有殷商母权思想的遗风残迹。
宋国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小国、弱国，又处楚晋争霸的必经、必争之地。因此，战争不断，兵祸连年，宋国吃尽战争苦头，生产荒芜，家庭离散，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特别希望和平，弭兵息战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春秋时期仅有的两次弭兵大会都是由宋国倡导，并在宋国举行。公元前579 年，“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盟于宋西门之外”。 公元前546 年宋左师向戍提出举行弭兵盟会的倡议，晋楚等大小14个国家盟于宋蒙门之外。宋人的和平弭兵的强烈愿望对墨子的非攻主张有直接的影响，墨子率徒止楚攻宋就是和平弭兵的范例。
(三)《墨子》的结构
先秦古籍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多难确定，《墨子》一书也不例外。这给认识墨子思想及墨学流派的演变带来一定的困难。对《墨子》一书的结构作一比较分析，尽可能地确定其真伪和讹误，是系统研究墨子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对《墨子》一书的辨正、分析应考虑到两点：一是先秦古籍，特别是先秦诸子各书，大都由弟子或再传弟子等转碾抄写、传授而逐渐形成的。这样一个传授过程中，出现后世的语言、文字、称谓、习惯、事件、观点和转抄中的以讹传讹的文字错误在所难免。二是，不应该以语言文字等细节上的时代差别来否定总体上与所处时代的至当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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