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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_邢兆良【完结】(19)

  其五,诸子对墨子的评议皆不论及《墨子》书中所存的天志、明鬼的思想。

  这说明天志、明鬼的思想对于墨子及墨家学派来说只是宣传主义,传播思想的一种形式,而且不是一种主要形式,主要形式是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所以,这一旁证也可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子思想的主流。

  分析一下诸子对墨子思想的评议,可以看出在先秦诸子眼里,墨子的学说是役夫之道,且墨子和墨家成员多数是手工匠出身。因此,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农耕、织絍、工匠手艺是他们喜欢谈论的事情,也经常以农、织、工之事来喻证自己的学说、观点。对物质生产的重视是个体小生产者谋生的切身经验,他们自然明白不从事物质生产,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的物质利益,强调功利,注重实用就自然成为墨子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劳逸不均,贫富不匀,劳者贫困,逸者富贵,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理象对个体小生产来说是最敏感,也是最感愤恨的事情。绝对平均主义自然成为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思想特征,充满普遍的爱的大同世界是小生产者最易产生,也最易接收的社会理想。这种大同思想是损有余益不足的平均主义,是仅以满足温饱,节制享受的禁欲主义为基础的,这点和儒家的大同思想根本不同。

  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乌托邦,被称为役夫之道,至当不易。以小生产劳动者为主体,构成的墨家团体具有一种坚定的宗教献身精神,《淮南子。

  泰族训》说明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正是墨家艰苦奋斗精神的写照。这和墨家是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为主要成员的特征相关联,役夫之道正是靠役夫式的精神和行动才能履践。所以,贵族士大夫们才会感叹其道太俭,天下不堪。

  作为一派显学的墨子思想被贵族士大夫称为“役夫之道”,说明墨子身上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传统,是学者和工匠的结合。

  (二)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

  墨子身上具有明显的工匠传统,他直接参加了手工匠的生产劳动,具有手工匠的专门技术,并以此为荣。《墨子。鲁问》、《墨子。公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淮南子。齐俗训》都记载了墨子输造技巧之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

  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乏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辈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

  墨子曰:“不如为车輗之巧也,用咫长之,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辈一日而败。

  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

  这些记载说明,墨子成为墨家首领后,也没有脱离过手工匠的生产劳动。墨家成员也大都直接参加了各种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

  与孔子不同,墨子很重视被孔子鄙视为小人之学的稼圃之类的知识。他将百姓耳目之实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以农、工、生产、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知识的对象,每每以耕织工匠之事作比喻,论证他的各种观点。《墨子。法仪》篇举百工的法为例,说明国家法仪的重要性,“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中,仿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此例亦可证明墨子对手工匠技艺熟悉和重视的态度。

  墨子自称“贱人” 或“北方之鄙人”, 并以“贱人之所为”为荣,“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墨子及墨家成员以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作为墨者之道,这正是手工匠固有的一种品质。《备梯》篇记载,墨子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就是一例。“墨”字训有三义,一为墨型,墨是古代五刑之一,故有刑徒贱役之义。二为瘠墨,《荀子。礼论》以瘠墨称墨子,因墨子以自苦为极,致面目黎墨。三为绳墨,喻绳墨之木匠。《庄子。天下》篇说墨子“以绳墨自矫”,正是墨子及墨者这种工匠的吃苦耐劳的作风,才使荀子斥墨子行“役夫之道”,楚国大臣穆贺称墨子之学是“贱人之所为”。

  这些史料说明,墨子出身于工匠,是由工匠上升为士的。他继承、发扬了工匠的传统,并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理解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为他们呼吁呐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三)墨子的学者活动

  作为一个学者,墨子的修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墨子好学,二是墨子对周文化的理论批判。

  墨子好学、博学,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又曾向史角学郊庙之礼,通六艺之论。在《贵义》篇记载了一则墨子好学的故事,墨子南游卫国,车箱里装了很多书,其弟子弦唐子看见,觉得很奇怪,问墨子为什么带这么多书?墨子回答说:“从前周公旦一早读书上百篇,晚上会见70个士,我既不做官又不种田,怎么敢不读书呢?”墨子对周文化系统的理论批判,说明墨者作为学者的文化修养已有相当造诣,所以才能出于儒而能反,学周礼而能背。墨子认为周礼繁褥烦扰,强制性地规范了人的生活方式,强固了人的等级隶属模式。墨子对周礼的这一中肯的批判代表了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对平等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

  墨子背周道,非周礼主要是采取了非儒以非周的方式,从而完成了批判周文化的理论任务。墨子对孔子的态度有两重性,一是肯定了孔子在批判改造周文化僵死仪式方面,开创私学的历史功绩。所以,虽然非儒,但公开承认了孔子不可易的历史地位。“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这说明墨子认为他和孔子对待周文化的态度犹如鸟鱼对于热旱之忧的不同态度,是因为彼此之间思想、观点不同所至。如果说,墨子主要是从根本内容上,用夏禹之道否定周礼,则孔子主要是从形式上对周礼加以损益。孔子曾说过:“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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