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墨家作为一个有严格的，类似宗教组织形式的团体(诸如巨子制、俱诵《墨经》)，墨家后学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严格遵守了墨子所创学派的基本准则，在精神上和墨子保持了一致性，而不象儒家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不断改变观点、思想和行为。墨学的分裂，只是墨学后学各自坚持发展了墨子思想的某一基本倾向，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游侠献身精神，或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或是重视对自然问题研究的论辩风气。所以，从墨家后学的思想、行为的所重，其大致可分为游侠派、游仕派和论辩派。墨子在《耕柱》篇中回答弟子的“为义孰为大务”的问题时，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对弟子各有所能，各有所重的肯定，为墨学以后三派的分立打下了思想基础。下面对墨学三派略加述评。
(一)游侠派
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墨子的基本作风和墨家的基本传统。战国时局动荡，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为知己者死”的侠士成为诸侯、公卿所特别需要的人才，聂政、荆轲之属，一时名扬天下。顾颉刚曾指出，“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 《韩非子。五蠹》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对举，侠当指的是墨侠。《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的《新语。思务》篇说：“墨子之门多勇士。”从墨子弟子禽滑厘及墨家巨子腹、孟胜等的事迹也很可看到墨侠派的风貌。禽滑厘跟随墨子，裂裳裹足，长途跋涉，赶到宋国，率领墨子弟子三百人助宋守城，止楚攻宋。 禽滑厘曾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墨家巨子腹之子杀人，秦惠王令吏勿诛，而腹坚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终杀其子。 墨家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以身殉职，其弟子徐弱等183 人随之殉死。 ……《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和墨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墨子所主张并坚持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口言之，身必行之” 等信条就是墨侠的基本信条。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墨家游侠派的存在当无疑义。并且，可进一步从游侠派活动中心的转移来证实墨侠派的存在。巨子孟胜率弟子为楚阳城君守城，以巨子为中心，可说墨侠的活动中心在楚。后孟胜死，传巨子位给居宋的田襄子，墨侠派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宋。后田鸠 又率领弟子入秦，“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 后墨家巨子腹居秦，深受秦惠王器重。这一记载也许可说明，田鸠入秦传巨子位给腹。墨侠派多是勇斗之士，且多掌守城之技，这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既可满足对中原扩张所需的武士，又可用之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
墨侠派在秦得势也可以从其反对墨家论辩派的言行得到佐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了田鸠驳斥论辩派的话：“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不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侠派唐姑果非墨辩派的事迹，“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这些记载说明，从禽滑厘、孟胜、田鸠、到腹这一派系，主要是继承了“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精神传统，它们和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武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是墨子所说的以从事成义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勇士气概，坚定的献身精神，反对空谈，在血光刀影的搏斗中，为实现墨子的理想而奋斗。
墨侠这一派别的客观存在及称之为游侠派当是可信的。
(二)论辩派
墨子在《墨经》和大、小取等篇中十分重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重视论辩的技巧。因为墨子懂得在和不同学派的争论辩诘中，想使自己的观点能折服别人，使自己的思想为社会所接受，首先必须注意使自己的理论和论说在形式上没有破绽而更具说服力。因而，对概念和认识对象的对应关系，用词的准确性，概念的明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一致性都十分重视。逻辑方法被墨子自觉地作为一种“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的有力工具，被墨子应用于自己学说的构造上。同时，逻辑方法也是墨子驳斥论敌的有力武器。例如，墨子在驳斥儒者巫马子关于“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贱也” 的论调时，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使巫马子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天下的思想得人心。墨子在说服公输盘、楚王停止攻宋时，也是运用类比论证的方法，以公输盘、楚王承认杀人不义，以富窃穷不善为前提，进一步说明了攻宋，则杀人更多，也更为不义，楚国远比宋富，攻宋则更为不善的理由。从而使公输盘、楚王不得不承认攻宋是没有道理的不义不善之举。
墨子在儒学对立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论辩术及一些具体命题，在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中。被墨家以谈辩成义的弟子后学大大发展起来了。庄子所说的：“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 又说：“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 这些记载说明，墨家的论辩派确实是在名辩思潮中为了坚持墨子关于物体存在与人的感觉，物体结构与属性，宇宙的无限与有限，物体的运动与时空等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唯物论观点，和公孙龙、惠施两派名家围绕着坚白石离，同异是非，有穷无穷，火不热，目不见，飞鸟之影，白马非马，一尺之捶，物莫非指等具体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在论说中发展了墨子的有关思想，形成了墨家后学的论辩派。
在名辩思潮中，两派名家的观点不相一致。惠施派是从“合”的观点来谈“坚白同异”，他们更多强调了事物的一般共性，忽视并抹煞了事物的差异。公孙龙派是从“离”的观点来谈“坚白同异”，他们更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否认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他们虽然各自有别，但名家两派都是以墨家作为论辩对手的。墨家的论辩派坚持了墨子的观点，批驳了名家两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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