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同样认为尚贤是国家政治之本，“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但墨子尚贤的具体内容和目的，鲜明地代表了小生产劳动者的阶级利益。墨子尚贤是基于小生产劳动者的平均主义，“官无终贵，民无终贱”。 尚贤首先要求“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劈颜色”，即墨子认为举贤才就必须突破血统和社会地位，“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疏”，“举义不避远”。 “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其次，墨子不仅要求尚贤，而且将“无能则下之” 作为“有能则举之”的尚贤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 这种不分政治等级的有能则举无能则下尚贤思想直接威胁了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墨子明确表现了生产劳动者的政治要求，不仅要求废除那腐败无能而身居高位的贵族统治，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且要求剥夺他们无功受禄的不义之财。其三，墨子将尚贤提到天之法仪的高度，并将择君也列为尚贤的内容。“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 这说明，墨子的尚贤思想包含了一种由下选上的原始社会的遗风，上至君主，下至各级官吏，百姓万民都有权利尚贤择选。在尚贤择能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大夫与小人之类的血统贵贱之差异。
墨子提倡禁欲，主张节用、节葬、非乐，是基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不高，生产的物质财富不很丰富，而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状况。富者奢侈，贫者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而墨子的禁欲主张是针对贵族统治阶级的，是为了百姓万民能足衣足食，免除饥寒交迫。墨子认为，为了将有限的社会财富节约下来，以均天下之利，就必需限制贵族统治者在生活上的奢侈浪费。“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墨子认为一个国家注意节约，不铺张浪费，从中所得的利，足可同取于地中之利相比。国家政务诸事应以“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为原则，“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反对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人之生者尚且要堵绝奢侈，那么对死者葬丧形式的浪费就更是不可容忍。“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 所以，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于之事”。 因为墨子认为孝子仁义之事应以“富贫众寡，安危治乱” 为标准。厚葬久丧之法，其一要浪费大量财富用以陪葬;其二要残杀大量无辜，用以殉葬;其三要荒废各种生产活动，影响民之衣食;其四要妨碍男女之交，减少人口劳力的繁殖。所以，厚葬久丧之法是以使民寡国贫天下乱，实是天下之害，而不是兴天下之利。它合于桀纣幽厉之事而逆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当然，厚葬久丧之法不仅是贵族统治阶级对生前奢侈生活享受的继续，而且是维持政治特权的一种象征。墨子提倡节葬，主张棺三寸，衣三领，挖穴可埋的葬埋之法，实是致孝于亲，不失死生之利者，这种节葬之法，即是对贵族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的一种制约，也是对他们政治特权的一种限制。
墨子非乐，是因为墨子判别是非得失的标准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所以“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墨子认为，制乐是属亏夺民衣食之财之举。既然制乐与民无利，则仁者就不应该做。墨子为论证非乐的合理性，将制乐器和制舟车相比较。两者同样厚敛乎万民，然而舟车行便能使民息其足，休其肩背，于万民有利，万民虽出财力资之，但不以为恨。乐器则不然，它只是为了贵族耳目之娱，却无利万民之处。民之衣食之财不能乐声干戚所得，非乐理所当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王公大人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结果废男耕女织之事，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且靡靡之音，移人性情，使人耽于酒肉，废人强力从事，实是丧家亡国之音。墨子说：“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非攻是墨于一生极力倡导而为之奔波的主张。止楚攻越，止楚攻宋，止鲁攻郑都是墨子实践其非攻主张的典型事例。墨子的弟子”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子，使高孙子请而退之。“ 胜绰为了厚禄，违背墨子非攻的主张，三次助齐侵鲁，所以墨子派徒要胜绰离开项子牛。
春秋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频繁，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攻伐兼并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战争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衣食人口、生产、生活等等方面。不管是胜者还是败者，战争创伤的恢复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各家学派对战争问题，从政治历史角度，从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兵法的出现，兵家学派的形成，军事家群体的产生，这一切都是当时战争频繁而激烈现状的反映和结果。
墨子非攻表明了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战争于国于民有百害无一利。兴师征伐，祸国殃民。其一，必废农时，“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其二，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矛戟戈乘车，牛马百姓，损失不可胜数。 其三，就是胜者，“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其四，根据对等互报的原则，“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一时依仗自己的国力、兵力，以攻战于天下，显赫一时，但终将会被别国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遭灭国之祸。因攻战而自亡其国，史不乏其例。吴王阖闾、夫差两代数年攻伐，战绩辉煌，九夷之国宾服，“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结果，吴国反为越王勾践攻败而灭国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墨子认为，以人为镜，则知攻战实是不吉而凶。其五，非攻而以德服天下者，获利远甚于攻伐，“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 从小生产劳动者对兼相爱、交相利理想社会的追求到不分贵贱的尚贤，限制贵族特权的禁欲，反对残害百姓的战争这三个基本措施的提出，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是必然的。墨子从小生产劳动者的立场与利益出发，提出用尚贤、禁欲(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主张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并且从理论形式论证了尚贤、禁欲、非攻的普遍意义，是一种天之法度，如同墨子所构画的兼爱社会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一样，也是一种天志的表现。所以，墨子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尚贤、禁欲、非攻的思想是小生产劳动者在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环境中，思想、情感、利益和愿望的一种反映。小生产劳动者并不代表当时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导方面，也不构成当时社会的基本力量。因此，墨子的兼爱社会只不过是小生产劳动者的美好愿望，他所提出的尚贤、禁欲、非攻的具体措施也不免流于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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