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的生存，社会的治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而小农经济的生产常常取决于自然环境的无数偶然事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对自然条件有先天的依赖性。这一经济原因是人们的思维将天象和人事混在一起进行考察的中介。人事吉凶，社会治乱和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思想容易为社会普遍接受。小农经济的活动方式也容易导致人们把天地自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和人类、动物等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阴阳的基本观念，作为对世界认识的出发点。这样，小农经济的活动方式有利于天人感应式的思维方式的滋生和发展。从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以直观类比为基础的猜测性思辨比以察类明故进行分析考察，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更容易滋生、发展，宿命论、循环论比因果观念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更多地要求从宏观联系上解释季节变化和农业生产周期之间的关系，说明天文、物候和农事之间的一般联系，而不要求对各个细节作具体、精确地分析考察。它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朦胧概括，貌似全面，可作多方面的领悟的理论思维形式，而不需要那种注重实证分析，注重形式上的细致论证，注重概念明确，条理分明，逻辑一致的思维形式。而手工业生产实践，主要是对具体的金、木、帛等材料的加工、制作，手工业生产着重材料的选择，加工的程序，加工的技巧，注意局部结构及过程的分析比较。另外，小农经济的生产实际对数值计算有直接的要求，它注重数量等值变换的计算，而没有能脱离具体数量的束缚，抽象到对一般数、形之间的联系，现实数量和空间形状的联系的认识。因而，对逻辑分析及逻辑构成的方法自然没有兴趣。所以，以工艺技术实践为基础，以分析、察类、明故为特征的墨子科学思想，只适应手工业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不适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科技体系的整体要求。
第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对小农经济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 。既然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因而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也就没有需要和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小农经济也容易得到恢复和重建，只要劳动力和一小块土地就行了，因而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长时期来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进的事实就是明证。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又是一种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限制下的一种僵化的生产方式。它要人们的一切行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墨守成规。社会思想也被归结为一种先验的僵化模式，使人的言行和思想都能在这种模式中得到解释和心理上的满足，并保证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以实践为基础，以分析为手段，以探求因果联系为目的墨子科学思想当然不被相容而受排斥。
从墨子思想体系本身来看，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亦存在四个内部原因。
其一，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能满足封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它的湮灭是必然的命运。对一个思想体系来说，一部分的湮灭当然会影响另一部分的发展，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为后世研究，这对墨子科学思想的流传和发展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其二，尚同和别异作为墨子两个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一对二律背反，使其在具体的科学思维过程总是存在基本的矛盾，对各种自然物体、自然现象的具体分析很难进一步深入。例如，同一几何状态，同一物质状态的“端”是万物的始基，它们如何能构成各异的自然万物——“体”，就无从得到说明。别异的分析方法在尚同的原则前被堵住了，具体的科学认识始终处在一种萌芽的停滞状态，很难深入发展下去。
其三，墨子的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限制了科学理论思维的深入。墨子对科学技术有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这种对待科学技术实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具有两重性。其益处在于科学活动能不脱离技术生产实践，其弊处在于科学认识局限于经验，不向理论提高的方向发展，只看到科学技术现实的物质功用，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长久的作用，忽视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体系对社会思想观念发展、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因而，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往往会忽略一些尚在萌牙状态的科技发明，也影响了墨子科学活动的理论化过程。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不能只满足于眼前的物质利益。有时一些科技发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无什么现实的物质利益可言，但它们的出现，引起了人们从各方面对其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从而开拓了一些新的科学研究领域，或则促使了一些科学学科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第一台蒸汽火车的经济效益还比不上马车，但它是一种新的动力运输工具的萌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能促使相关学科的发展。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没有什么现实的物质利益，但它却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在思想、方法上奠定了一个观念基础。
对一些自然现象的系统观测和探究分析，对一些科学假设、科学命题、科学认识的正确性、完备性的反思和验证，它们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它们是科学认识向理论化过渡的重要因素，是科学理论本身不断完善的催化剂。墨子在科学活动过程中过度强调实用功利，窒息了其科学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使墨子的科学认识活动主要是停留在科学定义的水平上，没有进一步通过经验公式、科学命题、定理、原理的形式构成科学理论体系，限制了墨子的科学认识沿数学化、符号化的方向深入下去，而仅仅停留在用自然语言表达经验材料的水平上。
墨子的功利主义只是求温饱而已，没有一种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相反具有一种禁欲主义的倾向。这样的功利主义不能从物质利益的角度促使社会各阶层对科学技术活动的重视，提高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因此，墨子功利主义的科技观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其四，墨子没有在宏观上对自然进行广泛的探索，没有能对自然现象之间的宏观联系进行考察和作出说明，而只是局限于对感性经验材料的理论思考。墨子通过对大量个别现象的分析进入到对特殊性认识的类的确定，但是没有进一步向普遍性的形式发展，没有能构成一组说明自然现象和物质存在的相互联系的总体性概念或范畴，用以说明自然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因而，墨子的科学思想不能满足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对自然现象作出一般解释的要求。因此，作为一种科学思想来说，它缺乏完整性，这种缺陷也影响了社会对墨子科学思想的接受。
(三)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科学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体系和古希腊、近代科学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科技以医、农、数、天四门学科为核心。从科学形态的结构分析，它具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基本规律的研究缺乏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并没有成为科学认识的独立对象。天象、自然万物或则是作为“取辨之物”，以“观物比德”，或则是被认为神秘可畏而不可察。在理论思维上表现为天人感应或空泛色彩。在一些真知灼见中夹杂着迷信荒诞的东西。因而，在理论内容上表现为貌似全面却空泛，似是而非，缺乏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理论解释可作多方领悟，往往是既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信息容量较低的特征。其二，在认识自然的方法上，更多地是从整体的模糊同一来认识自然。停留在表象的直观上，忽视万物在结构上的差异，缺乏追求自然界因果联系的知识兴趣，往往是在先验的解释框架中，用表象类比的方法来表达对自然的认识。忽视对思维逻辑严格性的要求，概念往往是模糊和歧义的，定义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判断缺乏确定性，推理论证缺乏逻辑根据。因而在理论形式上不追求严密性，忽视形式逻辑的基本要求。其三，中国传统科技在技术上有杰出的成就和惊人的创造。但这些技术成就又往往是停留在能工巧匠的经验技术的水平上，没能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提高，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一个基础。所以，很多科技发明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很多技术工艺失传湮灭，往往得从头开始。这浪费了无数代人的智力和经验。这三个基本特征从总体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固有模式——天人感应式的哲学思辨与经验技术相混合，技术孤立地超前发展。中国古代科技这一发展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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