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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_刘忆江【完结】(12)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服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鲜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初露峥嵘 [五]

  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在“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谈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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