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以前议定的三端，已于赴美使臣启行之前，饬令遵办。……未知该使至美为何托词不遵，以致有此诘问，实令人惊怖，立即发电诘问该使。后据该使电称，前定三端，本不敢违背，只是到美国后，查访打探国情，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美政府有意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待回来后请罪等语。……是以该公使碰到万万难处的境地，才出此不得已之举，其情极苦，或许也该原谅。
袁是何等人，能受此愚弄?在转给北洋的电报中随即点明韩政府的答复“意在捏词搪塞”，“曲袒朴使，也无非是想要为赵使留下违章的余地37。”李鸿章因此大发雷霆：“韩政府外署竟敢用擅自违章的小人的无从查证之语转复，尤属胆大包天38。”
二是拖，即借口朴远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处，希望将大事拖小，小事拖了。2月6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外署再次致函袁世凯：
所有该使违章之罪，亟应议处，而现在本人出疆，无以施加谴责，拟等到调任回国，再行议处。……我国王殿下，自闻此报，殊为震怒。本督办亦不胜惊惑之至。总之该使朴谬妄的事实，可看出大致轮廓，容等到该使返回复命之日，应由敝政府再行查核并施加谴责，还要乞求贵总理特别给以包涵体谅。
责任既已推到朴身上，朝政府亦答应予以惩处，袁觉得再责无益，不如以静制动，遂建议北洋“姑且等待朴使回国，视韩廷如何查办后再诘问39。”袁的盘算是，朴不回，则“违章案”不能了结，案子不结，则清政府绝不会批准朝再外派使节。此时朝鲜驻欧洲五国公使赵臣熙滞留香港观风已近三个月之久，势不能久拖不决，到时朝自会找上门来要求结案的。果不出袁所料，朝鲜迫于清廷压力，于1889年召回了朴定阳，而滞留香港的赵臣熙在迟迟不得出使的状况下，亦于1890年3月自行返国。清、韩遂又就处罚朴定阳一事展开新一轮的折冲。
先是，朴甫抵仁川，朝外署赵秉稷即向袁世凯请示如何结案，袁答以惩办朴;赵以惩办朴美国公使必会过问，“不如毋予追究，以此顾全中、韩双方的体面”，袁答以“如不惩办，中方体面何在?美国公使诘问又何足吓唬人?赵语塞，即赴宫。”袁通过其在朝宫廷内的眼线，很快了解到朝方的打算，在向北洋汇报的同时建议严词诘责：
又闻韩王打算在朴回来后即授职外署督办，以彰显自主之权。如中国追究得严，先支吾其辞，不得已则暂时定罪，而暗中唆使美国公使诘问，便仍可赦回充当督办云。只是朴回来后的查处如听之任之，不但大损国体，而且赵臣熙仍在香港，必会即刻赴任而重新违反三端，所以妨害尤其大。凯拟待朴回来后，即备办文书坚持严辞诘查，料其必难搪塞，朴如受到惩办，赵自会中止违章。
李鸿章自然同意并称赞他“驳赵语甚有劲40”。朴定阳回到汉城后向韩王辩解自己并未接到朝廷的明确指示，而且“万国互通使节的公例，无先往他国使馆的礼仪，也无通过他国公使谒见外交部的事例”。而朝鲜所聘外署协办德尼则“力言于王，如听任中国对朴处罪，韩国就不是自主国家，各国必定不接待韩国使节，必须立即补授朴显要的职务以昭示各国，中国必无可奈何，这全是袁某一人作祟，尤其无足顾虑。”韩王于是派大臣多人，连日劝说袁“含糊了结，毋深究”，其外署督办闵种默并告诉他，“国王久已嫌你恐吓”。袁不为所动且严加驳斥：
凯驳以韩国虽与各国有约，也应恪守藩属体制的派使规章，岂得阳奉阴违?你们既然包庇朴，必然是你们朝廷故意放任朴违章，你们朝廷可以儿戏自欺，也想要中国的朝廷这样么等语。言辞神色甚为严厉，闵(种默)颇为畏惧惭愧地返赴王宫。41
此后，对朝鲜诸臣车轮战般的软磨硬泡，袁干脆托病，“拒不与谈”。
由于袁为清廷及北洋全权代表，朝鲜外署致北洋函件非通过袁不能上达于北洋，袁借此以逸待劳，将不遂所愿的函件不断退回，要求重写。李鸿章认为此着“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若是回复达不到要求，仍须掷回，宁拖着也不结案。”并向袁交底，“将来结束，若他们恳求不办重罪，或将朴撤职并停止差委，便可下台42。”这样“违章案”的处理又拖了下来。
但到了12月4日(旧历十一月二日)，国王径自委任朴定阳为都承旨兼副提学。在袁看来这是公然无视大清尊严的挑战，随即致电北洋，要求对韩施加重大压力：
惟查前定三端，为的是昭示宗藩体制，朴违背而受中国诘责，韩国始而委罪于朴，答应究办;继而不处理，反而授予朴显要职务，是违反属国体制之罪在国王而不在朴，又未免欺中国太甚。凯如只向韩政府诘责，终归于儿戏;若从此含糊忍受，则各国讥笑，韩国人的轻视慢怠必日甚一日，而藩属体制名分必日渐解体，而且赵使也必会再次违章。关碍大局，殊非浅鲜。似应由凯亲自谒见国王当面诘问，倘若王托故不接见，再秉请宪台以公函诘问国王，或请旨斥责，方合乎事体。43
此后，袁世凯连日催逼朝政府就任用朴一事作出答复，并运动王太妃(即王太后，亲华)向国王施压。太妃“闻知甚怒，责备国王事奉大国不敬，国王甚为恐惶，声称先立即罢免朴的官职，(以后)再慢慢办罪44”。12月26日(旧历十二月五日)，袁入宫面见国王，王“外甚亲密，谈话涉及朴定阳的事，则惟请周旋了事”;后又通过臣下向袁暗示，对朴可以秘密治罪而不予公布，而由袁转告李鸿章以了结此案，也就是私下了结以顾全双方体面。袁世凯则判断此为韩国之圈套，建议将计就计，以权术诱使韩国就范，这就是本章前面那封函电的来由。
朴定阳一案，此时已由王室幕后的实权人物闵妃接手，她的策略是，先笼络住袁世凯，然后免去朴的职务，但不予公开，由袁世凯说服李鸿章接受这个顾全双方体面的做法。为此闵妃派其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和王妃对袁的剀切陈词和苦心筹办极为感谢，并后悔从前听信人言而怀疑、误解了他。至于朴定阳案，实在难于公开处分，打算秘密治罪但不予公布，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以了结此案。如果不行，则挑个小错处置朴，含糊其词，“使人不能指实为违章罪，而在中国看来是已加惩处”。
闵妃的做法，在袁世凯那里实在是小儿科。韩国方面之所以坚持不公开处理违章案的目的，袁心里十分清楚：“王妃、国王坚志蓄谋，寝食不忘者，惟在不令赵(即等候出使欧洲的赵臣熙)遵奏章，以保全自主体制45。”但袁世凯也想尽快了结这件拖延已久的案子，于是将计就计，演出了一场好戏。他首先作出很感动的样子，然后吞吞吐吐地透露出李鸿章打算严办此案，事情极难了结，而他泄露了北洋的底牌，如果让李鸿章知道了，“罪甚大”，嘱咐洪在羲对自己所谈论的事，“万不可泄”;至于一起糊弄李鸿章，则是欺骗上司，他不敢与闻。但为保持中朝关系的大局，他“必尽力”。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先把朴革职，然后他再了解社会上对此事的舆论，探察北洋有无允许从宽处理的意思，“方可相机周旋”。至于韩政府的公文，可暂不呈报，如果北洋允许从宽，再随时呈报。袁世凯的“诚恳”、“合作”态度，使洪在羲大喜，一直谈到天快亮时才回宫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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