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业金融方面，除去周学熙、梁士诒外，孙氏兄弟也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安徽寿州人，光绪年举人。孙氏门庭显赫，其父是当朝大学士孙家鼐，其母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李鸿章是其外叔祖。寿州孙家是有名的富商，孙家兄弟也都富于商业头脑。孙多鑫年轻时即在江苏、上海一带经商，曾赴美国考察面粉工业，并购置机器，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粉厂，不久就以质优价廉夺占了江浙一带的面粉市场。袁世凯为推动直隶实业发展，要周学熙注意物色实业人才，经周推荐，孙于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凯幕府。“袁与孙见面交谈后，备极赏识，立即委任为奏折秘书，凡袁世凯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孙手。自此袁与孙见面无虚日，言听计从，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显赫一时。”孙多鑫为人低调，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沉默寡言，不喜欢出头露面。而北洋的大型实业，孙多鑫都有所参与策划，“北洋早期出现的大规模实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今人只知周而不知孙，主要是孙在幕后的缘故71。”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为孙多鑫的二弟。1906年孙多鑫病故后，他奉袁世凯之召北上，成为北洋实业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为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总理均为周学熙)，周学熙调京后，他继任直隶工艺局总办。1909年袁罢官归里，不久后周学熙也因丁忧暂离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孙多森实为代替袁、周掌握当时北洋各个官督商办企业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起用孙多森为财政部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中国银行筹备主任、总裁等职。1913年6月，被袁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相当于省长)，旋遇二次革命，被软禁，后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后因梁士诒出任财政总长，粤系得势，孙失势辞职。直到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时，孙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此后历任中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徐世昌曾对北洋实业和理财人物作过如下评论：
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然较为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也是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暂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渊源)。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也驱使他，然而个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总统)府秘书长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才，于是形成了交通系，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称为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然是周学熙一派。73
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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