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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_刘忆江【完结】(49)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命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加意扼防,并认真保护洋人财产与教堂。本章开头的奏折,就是袁世凯对这封电谕的回复。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况如上,清廷自己为了应急,先是批准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六千人组成“新练军”,为此1902年6月,袁世凯奏准成立北洋军政司,进行了初步的军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谒扫西陵,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袁世凯一路陪同,在谒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询练兵和铁路事宜,袁的答复使太后甚为满意。袁趁热打铁,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统一事权,负责督练考察全国的新军。但当时的军机领班荣禄重病在身,已无力顾及于此了。4月荣禄死后,奕进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袁立即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为北洋未来的扩军打下了基础。

  当年秋天,日俄在东北问题上的对峙日益严重,11月间,朝廷两次召袁世凯进京磋商对策,袁遂再次提出设立练兵处的建议,以统一军政事权于中央、便于整军经武的理由说动了太后和庆王,责成他进行筹划。袁回到天津之后,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练兵处成立于北京(在今东城锡拉胡同),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练兵处设提调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担任,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由刘永庆(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冯国璋)、王士珍(副使陆建章)担任各司正使。铁良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个旗人罢了。上有奕、袁世凯,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铁良夹在中间,只能应声附和8。

  从练兵处的这个班底来看,不啻是直隶军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员全都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成员。袁世凯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军事人材的培养,在此时显出了效果,练兵的人才资源在他的手里,练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属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时已同其结为一党,因而对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自己但总其成9”,因而练兵处的实权操于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清廷这次全国性的整军经武,也自然要以北洋为蓝本,其营制饷章、军校训练规章制度的制订,则是依样画葫芦,全都出自北洋新军的那套制度,袁世凯也最终实现了按自己愿望重振陆军的目的。

  但光有了练兵的大权远远不够,练兵最缺、最紧要的是饷。按照袁世凯为练兵处制订的庞大练兵计划,全国要分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过,“所谓自强者,不是凑百十万饷银,招募几千士兵所能办成的。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才可以说得上自保10。”袁世凯掌控练兵处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练兵处的名义,征调全国的财力来扩充北洋的实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成为大清国的军政领袖、中兴名臣。

  但各地督抚对于自己掏钱、北洋练兵的作法并不买账,朝廷向各省摊派的一千万两饷银,迟迟不能到位。袁世凯为饷源不继头痛不已之际,日俄相争,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紧张,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传言。直隶邻接东北,世凯守土有责,在接到朝廷要他严防“直奉边要各地”的电报后,遂借机诉苦,再次提出军饷不足问题,要朝廷加大催饷的力度。我们在本章开头见到的这篇奏折的背景即在于此。

  袁世凯此折的要点在于“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这句话上,潜台词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钱。局势尽管已很紧迫,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颇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筹防问题上折,就前此与庆亲王、铁良商定的添兵三万,筹饷六百万的计划作了大幅度调整,“以目下计之,必先集三百万方可举办,应先切商户部,无论何项必须先提二百万,再由北洋挪借一百万,共凑足三百万解交练兵处,名为开办练兵处费用,实则用以筹防11”。太后此时正倚袁世凯为长城,哪能让军饷坏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户部先拨三百万两用以筹防。翌年7月11日,太后为加大筹饷力度,亲自下达懿旨,要求各省督抚“务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共济艰难。”此后各省才认真认缴摊派费用,截至1905年末,总计认缴了七百七十九万七千两12。袁世凯在直隶也尽量罗掘,除李鸿章留下的淮军银钱所的利息和长芦盐斤加价的收入外,直隶还在1905年初发行了四百八十万公债用于支付北洋军饷,开了地方发行公债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使北洋新军迅速扩张,据统计,北洋军费的78.3%来自外省,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万两练兵饷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义前夕,清廷除禁卫军外,共编练成十四镇二十协新军,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而其中最为精锐的,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其扩展过程简要介绍于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县,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在保定编练为十营,称为“新练军”,饷源为顺天(即北京)直隶善后赈捐款项下的一百万两银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练军”基础上增募两营,续添马、炮、辎重兵种,编成北洋左镇。同时奏准改革军制,从募兵制改为常备军制;设立直隶军政司,袁自任督办,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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