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几十万将士伤亡的代价，却为何没有乘着胜势捞取更多的权益?或者干脆和俄国作一番交易，瓜分已处于两国占领下的东北?它们要是这样做了，中国当时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与之对抗的。大清国这就不得不感谢山姆大叔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了。原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训令美驻中、日、俄公使，请日俄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限制作战区域。2月20日，海约翰国务卿再次向各国发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4月出面调解时，劝告日俄直接谈判，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交还给中国。日本表示接受并于5月25日对美正式声明，开放满洲，交还中国16。日本为了拉美国站在自己一边，除以门户开放的许诺讨好美国外，在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来东京为其环球铁路计划游说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对他的计划(其中一段要在东北修筑)也是满口应承，并与哈里曼签署了造路的备忘录。1905年7月，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一项谅解(会谈觉书)，主要内容为美不反对日本合并朝鲜，而日本则对菲律宾不图侵占，美日共同维持远东和平。这样，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员，因而美国在战争中与英国一样，表面中立，实际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制作战区域，但仅限于东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鲜，明显有利于日本;又如，战争期间，美曾与英国在各自国内允许日本发行、募集公债，为日本提供急需的战争财源。
送“高帽”的学问 [二]
日本既是以反对俄国独吞东北，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尽，没有余力与山姆再搞对抗，所以就行韬晦之计，暂时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独霸南满的意图，在东北建铁路的备忘录被宣布无效，哈里曼的计划也就此泡汤，日美之间由此生出了嫌隙，而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干涉“二十一条”，美日交恶，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结盟打击日本的的远因。
1907年7月，日本又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协定》，其中的秘密条款就是日俄瓜分东北权益的规定，在这个交易中，日本在承认俄国在北满的一切特权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则在对应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外，也承认了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为基础的共同政治关系，即在实际上承认了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17。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初步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核心计划，即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等对其至关重要的所谓“利益线”，当然北满还在俄国人手里，但日本人有这个耐心，东北早晚要全部拿过来，这就是日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但在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却处在“蜜月时期”，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18”。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在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期间开始极力拉拢中国。日本摆出一副“亲善”的面孔，见了中国人就大谈东方民族要携起手来，对抗西方的侵略;日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改革运动，处处表现出很热心，很想帮助中国富强起来的样子，一时还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出许多高级将领，到中国游说，劝诱中国大量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派遣武备学生赴日本军校留学深造，为此，还专门开设了“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当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时，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专程到保定造访袁世凯，接洽“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同年10月，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应聘前往中国的军官发布了特别的训示，要他们“努力工作”，在中国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强调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19”。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着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培植起一个“亲日派”，作为日本将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日本这一套可能使缺乏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经验的人上当，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凯，在朝鲜时，文的武的，他与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么怎样解释北洋反而是当时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备学生最多，与日本人搞军事合作最紧密，与日本军事顾问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联络、依靠日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只能以更为先进的列强为师，不管人家是否打过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强的国家学习，才有可能摆脱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现状。
其次，中国需要其他列强出头抵制俄国的侵略，这种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国既没有力量抵御，只能采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尽管日本的意图也是侵略，但它的实际威胁在将来，而俄国的威胁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确实有的可学。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还不过是个化外蛮夷的蕞尔小国;但甲午之战居然打的大清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更让国人吃惊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陆海军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比大清更弱、命运也相同的小国崛起为东亚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确实给了中国人启示与希望。更何况，这个日本在大清国患难之际频频招手微笑，主动出头摆平俄国，不顾《辛丑条约》禁运军火的条款，大批出售武器弹药给中国呢。而且袁世凯和当时朝廷的大员都认识到，日本经验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庚子年后“近学日本”成为一时的风气。况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学要便宜很多，在当时那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呢。据统计，1904年初，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武科学生二百余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至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几倍20;东洋之风，可谓劲矣。
袁世凯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却不肯不利用日本的这笔教育资源。他历来重视军事人材的培养，当然不会放弃机会。1902年3月，袁从武卫右军的随营学堂中选派了五十五名学生赴日留学，1907年又陆续派出了近百名武备留学生，以培养“高级将材”。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高级军职。较著名的有：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楷、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袁还在保定武备学堂附设了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张群等就是经由这个预备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袁世凯在编练、扩建北洋新军时大量聘用日本军官，全盘引入日本军事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做法，还在于他认为日本陆军师从德国，而北洋新军从小站起就是由德国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训练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实际上仍与原来的训练一脉相承，不至于杆格癥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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