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
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噶尔)，浑噩长为太古民。
在杨增新统治新疆的十七年中，新疆对中央奉命惟谨，保持了稳定和领土完整。在晚清民初衰微的国势下，新疆之所以还能留在祖国的怀抱之中，要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他率军西征把新疆从叛乱的阿古柏政权手中夺了回来;一个是杨增新，他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为国家守住了这块领土。这两个人对于国家民族，功莫大焉。
现在我们再来看张作霖。张作霖当时不过是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他的快速崛起，乃至后来成为“东北王”，与袁世凯的有意扶植分不开。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初，袁世凯就对曾叔度透露过他的对策，“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回打他一棍，我还向他有所要求56。”这“回打他一棍”，即5月1日中国政府提交给日本的“最后修正案”。此方案对日方第四、五号要求完全不予考虑，在第一号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提出中国在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日本政府应声明未来将胶澳交还中国，并撤回租界外的日军，胶澳交还中国时，所有日军一并撤回;在第二号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在同意日本人租用土地办厂经商耕作的同时，要求服从中国警律并像中国人一样照章纳税，在东三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后，则取消领事裁判权，所有诉讼，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等等57。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摸准了大隈内阁不经过御前会议没有用兵之权。果然，在中国外柔内刚的对策下，谈判陷于僵局，大隈不得不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否则他的威吓战略就起不了作用。而袁世凯亦吩咐曾叔度，全力探查日本御前会议的情况，以摸清日本方面的底线。
此时我等急欲探知者，乃东京御前会议后的消息。暗悬(赏)重金，购买消息，迄无所得。日本间谍，思得重金，每日都有人向我报告。或云东京回电已到日使馆，计有三个方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则决裂。我以为此种谰言，无报告之价值。而项城一再问及，并云：“你何以知其无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之时了，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遵我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之言，万勿隐匿。”言下颇有责备我之意。
某日，日本间谍来报，日公使馆的确接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诸元老意见，只有一个方案。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较原来的方案略有让步。最重要的是：(1)日本人得在满洲内地杂居;(2)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3)满洲警察局须聘雇日本人为顾问。似乎此三条最为重要，非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即决裂。我立刻报告项城。项城说：“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我说或者还能让步，焉知无第二案。项城说：“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喜欢痛快。况且证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告，比较其他报告，最接近于真实”。其后果然，此报告与日使馆来文，大致相符。
……
我草拟一道条陈，内容大致是说，已经答应了的各条，宜速筹补救之法：(1)破坏杂居，宜订一外侨内地杂居条例;(2)破坏租地、购地，宜订一外侨永租地条例;(3)破坏警察顾问，宜订聘雇外国人条例。于条例中寓含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似此之类，尚有若干条。条陈呈递上去后，项城告诉我说：“你的条陈，意在破坏，但你系法学家，只知道法律，单靠法律，破坏不了条约。我已经筹划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云云。
项城所用老秘书某君(即张一)，也参与机密，本来反对签订此约，听到项城及我的暗中破坏之说，大不以为然。说：“既签订条约，即应忠实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以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彼明言不能应允之故。如彼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意本应坚持不答应，今天既然答应了，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其所为;白山黑水，暂时视同丢弃的地方，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乎也是一种策略”等等。项城斥为书生之见，并且说：“推诚布公果真能够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项城曾对我说，拟颁布一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我未见此条例，也未曾见其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言有此不成文法，而法制局及东北行政官署，却无片纸只字。又张作霖只任巡防营某路统领，有兵千人，枪千余枝而已。二十一条签订后，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张氏势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某洋行购枪械，遂大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东北寸土不能入日本人手。其后尾大不掉，竟逐段芝贵而代之。作霖为国而死，春秋之笔或……应与之。而用作霖者袁氏也，作霖暗中排日，殆有人指示欤。张氏父子据东北若干年，有人说其基础奠立于项城，而实奠立于二十一条，此言似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项城死后数年，我去东北。日本友人告诉我说：“我等被囚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向我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等等。二十一条签字后，东北情形如此，张氏父子据有东北时也是如此，难道是实行项城的政策所致吗。58
曾叔度的说法，是根据袁世凯的说法和后来东北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揣度，但袁世凯对张作霖确实是格外笼络的，据他的女儿回忆，袁世凯住在西苑(今中南海)的居仁堂，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楼下东头，西头是会客、开会及吃饭的所在，在居仁堂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会客的地方。袁世凯见客，是依身份的不同在不同的地方会见的。
他(即袁世凯)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照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的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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