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日本历史人物传?内田良平》(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页。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年轻时醉心西学，积极参加倒幕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公职，1880年以后，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共同发起立宪运动，组织立宪改进党，并出任总裁。后来多次担任内阁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未能取得完满结果，而遭到炸弹袭击，失去右脚。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创办了早稻田大学并任校长。1914年大隈再入政坛，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内阁力主参战，为的是乘机侵略中国，并攻占青岛，接管德国租界和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训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试图一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受到挫败后，于1916年辞职。1922年因患胆石症去世，终年85岁。
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送“高帽”的学问 [五]
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往往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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