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见《籀史·赵明诚古器物铭碑》，作者翟耆年系明诚表甥，其说可信。
④ 洪迈《客斋四笔》谓明诚为清宪丞相中子，疑误，不从。
⑤ 李清照《后序》。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则加以抵制，不把赵挺之放在眼里。不久挺之召试 馆职①，苏轼竟说：“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为此“挺之深衔之”②，也就是说从此苏、赵间结下了怨仇。苏轼把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 发泄到执行者赵挺之身上，赵就对苏进行报复。应该说矛盾主要是由苏轼挑起来的，特别是其门人黄庭坚对赵挺之简直搞了一些恶作剧，比如哲宗元祐 元年(1086 年)，明诚六岁时，赵挺之与黄庭坚为同僚，黄因赵是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食行令，鲁直(黄 庭坚字)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日 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座皆大笑。”③《山谷 先生年谱》云：“苏轼言：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提举官杨景棻之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为 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法，必致星散，公文来往，士人传笑云云。”
苏、黄这样做，不管是谁都是难以容忍的，何况当时的赵挺之还是一个热血 男儿!当然这不是说赵挺之日后的做法都是在理的，相反，赵对苏的还击，有时远远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比如元祐二年明诚七岁时，赵挺之迁监察 御史，“至是劾奏轼草麻(指苏轼起草的诏书)有云：‘民亦苏止，，以为诽谤先帝。”④元祐二年(1087 年)十二月“丙午，赵挺之奏：‘苏轼学术， 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⑤“翰林学士 兼侍读苏轼，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轼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今功罪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 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恐宫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轼知不见容，请外，故有是命。”① 元祐四年五月，“太皇太后忽曰：‘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执愕立相视。”范纯仁、刘挚、吕大防为之剀切说情，太皇太后弗听而曰：“山 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意谓定将蔡确贬谪到新州那样的荆棘丛生的边远之地。此次蔡确被贬的罪名主要是因为“确本出王安石之门”。所以此时知杭 州未行的苏轼不无得意地“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损。谓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 特加宽贷，则仁孝两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为蔡确之事，受连累的变法派人物计有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赵挺之等七十余人，苏 轼则为之推波逐澜。在赵、苏长期较量过程中，前者单枪匹马的时候多，后者则不然。无论是前、后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李格非、廖正一，还是与苏 轼并非正式师生关系的陈师道②，他们对赵挺之的厌恶程度往往令人难以理解。以陈师道为例，《朱子语类》类一三○和《续资治通鉴》卷八七详略不①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唐制宰相四人，首为太清官使，次三皆带馆职。”宋沿唐制，凡在史馆、 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自直馆至校勘，均称馆职。
②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③ 《挥麈录》卷四。
④ 《宋史·赵挺之传》。
⑤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② 在苏轼任颖州太守时，曾想收陈师道为弟子，陈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曾巩)”，加以谢辞。
同地记载了同一件事，前则曰：陈无己(师道一字履常，一字无己)、赵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陈为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气，无己只有其一，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无己诘所自来，内子以实告，无己 曰：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冻病而死。
后于上述记载约六百年的另一史料是：秘书省正字陈师道，性孤介，与赵挺之为友婿，而素恶其人。适预郊祀，天寒甚，衣无绵，其 妻就假于挺之家，师道问所从得，却去，不肯服，遂事寒疾，乙卵，卒①。
陈师道对赵挺之厌恶到宁可中寒疾致死，也不肯穿他赵家衣服的程度， 看来绝不单纯是因“性孤介”的缘故。原来，陈师道不仅蒙有苏轼的荐举之恩，又对黄庭坚诗爱不释手，与陈与义并列黄庭坚之后，是江西诗派的三宗 之一。除了这种师生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当是他们均为新法、新派的坚决反对者。陈师道不仅素恶赵挺之，他对章惇也同样不买帐。章执政时， 曾托秦观致意，只要陈师道诣章相见，便打算荐举，陈则拒不谒见。更能说明陈师道所属政治派别的是这样一件事，那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朝廷用 王安石经义之学取士，陈师道宁作布衣，也不参加这种考试。由此可见，在人事关系方面，赵挺之长期为其所拥护的、王安石等人所推行的新法背黑锅、 遭嘲弄。
苏轼在对付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赵挺之等变法派的中坚人物时，可 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上述王、吕、章、赵等也不是等闲之辈，前三人不必说了，仅以赵为例，由他参与给朝廷的一项“建议”，不仅最终将苏轼、黄庭 坚等人打入元祐党籍，还不惜搭进了自己的亲家和儿媳。这就是：“挺之为中丞，与曾布比，建议绍述，排击元祐诸贤，由是进居政府。”②关于这条史料，特别是其中“建议绍述”之事，曾在前面《李清照评传》第一章的“以 信史为依托”一小节中，已作过评说，这里不再赘述。诚然，“建议绍述”
的大主意并不是赵挺之，而是先于他执政的曾布所出，但赵在排击元祐党人 方面不遗余力、毫不手软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的古训。在时跨两宋，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新旧党争中，赵挺之等人活象一只“欲取蝉”的“螳螂”，纵然“吃”
掉了苏拭及一大批与其有关的文人，但这位“清宪”丞相，不仅在其谥号中 没能混上个“正”字，他最终还是被“在其傍”的、犹如政治“黄雀”的蔡京之流所算计。一言以蔽之，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宋朝廷 的这场大争斗的结果，“好人”几乎是两败俱伤，却便宜、甚至酿成了蔡京这类侵人的得势，从而导致了金兵南犯、“靖康之变”，造成了山河的破碎 和历史的倒退，为之蒙难最深的还是千千万万平民百姓。这是一种多么惨痛 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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