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主要是治传统经学，严复则偏重于开拓新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及他的老师康有为时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初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转向今文经学。证以康有为《自编年谱》：1878年(光绪四年)，他“在九江礼山草堂从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1880年(光绪五年)，他“舍弃考据**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1881年(光绪六年)，“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公羊》是今文主要典籍，何休是东汉今文大师，康有为著《何氏纠缪》，表明他已转向今文经学。1886年(光绪十二年)，他“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这里所截取的只是康有为早年的几个年份，它说明康有为于经学下力甚勤，其经学根柢十分深厚。其后，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其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查阅严复的年谱，除了他童年时代入私塾、读经书的那段经历外，我们无法再找到他师从经学大师的阅历，更找不到他留下的一部经学著作。他从十五岁考入福州学堂以后，其职业限定了他的主要兴趣不外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据人们回忆，在1895年前，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和宓克的《支那教案论》(此三部译稿均佚)。[40]这说明严复的兴趣已开始投入译事。而严复在1898年出版译著《天演论》，更是将其志趣表露无遗。
晚清学者俞樾曾说，学人士子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法后王”的“荀子之徒。[41]如照此标准，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颇似一个治经学，究古籍的“孟子之徒”;而严复则是一个攻西学，译洋著的“荀子之徒”。应该说明的是，康有为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研究，又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除了在经学史上发生了一场变革外，还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尽管他与严复的治学方式和侧重点截然不同，但其指向意义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推动一场维新运动。
严复和康有为之所以在学术思想和中西文化观上呈现出明显的分野，这与他们的早年经历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康有为属于从传统文化壁垒中蜕化出来的士人，他虽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刺激，对外来新鲜事物有所感触，要求维新变法，但他毕竟受到所受教育的限制;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熟稔经、史、子、集，对有关西方的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只有间接的了解，因而他只能利用传统经史知识去发明新义，制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严复则从少年时代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随后又留学英伦，对西方社会政治有直接的经验，对近代科学文化有系统的学习，因而他能以全新的面目投入维新运动。对康、严之间的差别，梁启超后来有一段评价极为中肯：
“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子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42]在戊戌维新时期，真正对当时的维新运动发生主导作用的是康有为的思想，严复的主张虽有影响，但不构成运动的主流。20世纪初，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因其旧的色彩过于浓厚，已不为时代所容，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严复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新学堂的兴办和大批留学生的派遣，逐渐得以传播，为广大新型知识分子所接受，进化论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西学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学。因而两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则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意味着旧学术时代的终结，严复的学术则预告了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这也是“五四”那一代人舍弃康有为，愿意奉严复为其思想圭桌的一个重要原因。2.3文化维新，教育救国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自己从此名声鹊起。也许是出于自己思想家好思不好动的天性，也许是出于对康有为等人维新思想及其活动的保留态度，严复并没有直接卷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自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的三年里，他守着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位，其活动区域大体局限于天津，只是偶而到北京去过几次。这期间，严复与维新运动发生关联的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是“应诏”会见光绪皇帝。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一份具有维新倾向的日报——《国闻报》。该报登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社论时评。除了日报之外，“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另辟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三事”，其消息议论，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这两份报纸各有职守，“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43]两份报纸各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其社会影响可相得益彰。
关于《国闻报》的创刊宗旨，它的发刊词明确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所默为祷祝者也!”[44]也就是说，创办《国闻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上下之情”，打破各个阶层壁垒森严的局面，发挥众人才智，造成一种讲求民主的气氛;一方面又要“通中外之情”，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大势，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当时，《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刊。《国闻报》自创刊至维新运动失败(1897年11月—1898年9月)，维持了不到一年，共发表42篇社论。据王拭考证，内中有27篇为严复所撰。[45]这些文章笔调尖锐、泼辣，显示了严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维新变革的强烈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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