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来把握严复的翻译，它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译品，其超出同侪之处表现在：首先，严复对于原著有一番严格的审读和研究。严复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译书的目的就是挟持译介“西学”的声势，沟通中西文化，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启迪人们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他在《天演论》的序中如是说;“风气渐通，士知葊陋为耻，而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这是他的卓识。“自从《天演论》出版，1898年以后，中国学者方才渐渐知道西洋除了枪炮兵船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可以供我们采用。”[14]严复翻译的著作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及其价值观念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共同构筑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大体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这对中国人认识西方，看清世界大势，具有震撼心灵的启蒙作用。因此，严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胡适称其为“介绍西洋的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可谓恰如其分。
严复译书不仅以启蒙为职志，而且是将之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来做、凡与原书有关的书，他都涉猎;他所作案语，旁征博引，解说详明，或批评原著，或阐发意旨，或触类旁通，或中西对比。这对读者理解原著和译者的思想，自然有极大的帮助。“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像严复的，实未之见。”[15]作为一个翻译家，严复被人们称誉且被后人引为典范还有他一丝不苛。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严复译著不多，字数也不过170多万字、[16]他所译的八种著作，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系取原书全译。《群己权界论》不过是长篇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导论和其中两节。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一半。故严氏的译本与同时期林纾的译书相比，在数量上明显见少。但在质的方面，林纾却绝不可与严译同日而语，这也是严复羞与林纾为伍的原因。如从翻译的态度和译品的高低比较林、严两人，严复也远在林纾之上。严复译书，字字推敲，句句勘酌，可谓煞费苦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字用戥子称出”，用功之精尤为后人所推重。他自己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常被后人称道，在近代翻译史上，几乎成为一个不可移易的翻译原则。严复首次系统谈及自己的翻译观时，有一精辟的见解：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评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雅尔。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严复提出的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能做到，但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几乎都不免以之为标准来要求自己。
严复本人的译作是否已做到信、达、雅兼备呢?他每译一书是否忠实地遵守自定的标准呢?后人对此臧否不一。最早对他的译著作出评价的是吴汝纶，他说：“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犊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渝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以言译书矣。……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駸駸与晚周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17]对严氏译文大加赞赏。
蔡元培先生认为：“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18]承认严译在当时雅而且达，但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
胡先驌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滕义。……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19]
近期对严复的翻译给予高度评价的是王佐良。他认为：“在翻译实践上，严复不斤斤于求得与原文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例如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往往以单句译复句，以平列代主从，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化平实的叙述为生动的敷演，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家笔法，译这部论人类进化的名著，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严复对于科学术语的翻译则勇于创新，而又丝毫不苟。他所立的某些译名一直沿用至今。”[20]
否定严译的人也大有人在。傅斯年就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指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指而后已。”[21]
张君劢对严译批评道：“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22]
上述对严译评价的歧议，与其说是对严译本身的争议，不如说是对翻译标准的看法不同，倾向意译的肯定严译的价值，坚持直译的则否定严译的路子。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即意译与直译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至今难分轩輊。但严译在文坛的影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人们如何评判严译，严复自己确曾对译作下了很大的功夫和气力，他称自己译书“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辛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23]凭藉他深邃的思想见解，深厚的中西文字功底和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他的译作也非一般译者所能几及。后人在论及近代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时，都不能不给严译名著留下一个重要的地位。鲁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部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很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是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24]历来对文言文持贬责态度的胡适也认为严译是功力之作，他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曾举‘导言’一个名词作例，他先译‘卮言’、夏曾佑改为‘悬谈’，吴汝纶不赞成;最后他自己又改为‘导言’。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后人既无他的工力，又无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自然要失败了。”[25]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字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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