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从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著作《德性论》(The Theory ofMoral
Sentiments)一书求得了自己对处理所谓“义”与“利”关键的答案。斯密声称“道德起源于人类内心的同情感”，表示义与利是相辅相成。严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他说：“然而犹有以斯密氏之书，为纯于功利之说者。以谓如计学家言，则人道计赢虑亏，将无往而不出于喻利，驯致其效，天理将亡。此其为言厉矣。独不知科学之事，主干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计也，固将非计不言，抑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从而尤之，此何异读兵谋之书，而訾其伐国，睹针砭之论，而怪其伤人乎?”[51]严复认为，对义利的观念只有古今不同，而无东西方的差异。“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途。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52]西方是从近代开始肯定个人利益，进化论对个人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媒。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观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群子同术焉，固不可矣!……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53]亚当·斯密肯定个人利益，但不鼓励人们自私，故他提出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之相辅。
总之，对个人利益的确认能引导人们奋发向上，并导致国家的富强。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情形相对要复杂得多，对个人主义的倡导，常常导致士大夫的私欲横行、官僚的贪污徇私，社会风气因此日益败坏，国家积弱不振。这正是严复想借亚当·斯密之口所要针贬的对象。史华慈教授说得好，亚当·斯密是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严复的读者从这部著作中获得的主要教益，与其说是经济个人主义的特别启示，倒不如说是一般经济发展的福音。从斯密的著作及严复的有关案语中，人们能够对都格尔德·斯图阿特提到的‘古代和现代政策之间的对比’那句话有一明晰的理解。斯密证明，一个旨在增长国家财富的人类活力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应用，无论使用这一财富的目的如何，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54]
《群学肄言》是反映斯宾塞的进化观的一部社会学著作。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运用其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分析、解剖世界的理论武器;其二是作为寻求国家富强的重要思想动力。他曾说：“斯宾塞者，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致修齐治平之境。”[55]他认为《群学肄言》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这与大学中“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谋而合。
细加分析，斯宾塞“群学”理论的主旨是在阐释“西学”的诚意之道。他声称，群学乃是将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融合于一体。《群学肄言》则是“以学术、诚意和正直为其磐石”。它被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界奉为圭桌。严复称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为群学导先路。”[56]但在入世的态度上，严复却对斯宾塞有所保留。斯宾塞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他对社会变革采取超然的态度，他认为是一个有机体，其发展应该是顺其自然的演化，因而社会科学的职责不是为社会变革提供一种工具范式，而是认清社会的进化是依其自然的方式发展。
在严复看来，社会科学对社会变革应能发挥某种指导作用。他之所以译介斯宾塞的著作，正是认定英国的富强与斯宾塞的理论指导有着密切关系。
严复欣赏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人们参与公共事物的风气，它既是一个社会自由的象征，又是人人机会平等和自治的表现，严复视其为“民德”。西方国家走向富强，主要是有一套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其价值准则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能发掘个人潜在能力，保障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利益得已整合。严复已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古人的“忠君”观念已不能和近代西方的“公心”之义相提并论。那么，在西方社会，人们对公共事物参与的兴趣除了社会政治制度使然外，还有别的什么内在动机吗?为什么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还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呢?严复发现，基督教“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况且“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因此“西洋子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朝惕乾，与大人君子无所异。”故“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中国的儒教不能发挥这种作用，因为“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詹子弟，偏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间有敦教之者也。”因而儒教的那一套伦理道德无法普及到下层民间中去。严复的这番议论，颇有点类似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所包含的禁欲主义不仅未阻止人们去发财致富，反而帮助人们在走向资本主义时积累财富。
须加指出的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既表现了浓厚的进化论的色彩，又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他表示：“我不同意仅注重群体的福祉而忽略了个人的幸福，社会是为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反是则否;政府存在的价值，完全以人民的意见为依归。”根据这一观念，社会群体的取向是以人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斯宾塞的这一理论选择，严复并不太感兴趣，尽管在这之前和与此同时，他也常常论及自由的间题，并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他们似乎并未真正确认个人主体性，这是严复思想以及中国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内含的一个思想缺陷。
严复引进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与其说是为了强调社会进化中个人竞争的必然性，不如说是指出社会进化中种族竞存的残酷现实。斯宾塞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为两重意义：一是群与群的竞争，一是个人在群内的竞争。严复显然引伸并发挥了前一层意义。他这样做，与其说是自己的理论兴趣，不如说是岌岌可危的民族生存困境使然。
《群己权界论》(现译为《论自由》)的作者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他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领域成就卓著，《论自由》一书即是其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严复翻译此书，大概出于两方面的动机。一是出于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渴求。戊戌维新失败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他已被打入“另册”，外在环境的压抑已不允许他再像戊戌维新时期那样随心所欲的发表言论，他深感思想、言论自由被剥夺的痛苦，这种抑郁之情促使他动手翻译了这本书。在该书的《译凡例》中，他特别阐述了自己对言论自由的理解：“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能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57]表现了为追求真理而无所畏惧的气概。一是希望人们能对自由正确的理解。严复常引用罗兰夫人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警告人们不要滥用自由。他常谓“自繇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坐中陈之。”[58]他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文的语义有关。“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唯、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话，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其字义训本为最宽。”[59]既然自由既可导致人为恶，又可与人为善，故严复强调自由的责任。“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宅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契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60]鉴于上述两种情况，严复明白道出译书的缘由：“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姿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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