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学浅说》(英文名Logic-the Primer)为英国思想家耶芳斯(W. S. Jevons1835-1885)所著，是一本浅显的形式逻辑读物。
严复自述此书翻译经过时说：“戊申(190百年)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书与否，所不论也。”[80]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都为逻辑学著作，故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在严复思想的深处隐藏着一个观点：即中国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问题。他认为，西方走向富强的一个内在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和推动。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穆勒和斯宾塞都为十九世纪欧洲“独创质力说”(Prometheam
dynamism)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西方科学革命的成功，是由于精神的力量使然，而这种精神是在良善的社会政治设施下所自发产生的。中国既欠缺良好的社会政治保障，自然也无法产生这种精神力量。
严复早就注意到科学问题。1906年，他在为上海青年会发表《政治讲义》时，文内就强调政治理论必须含有科学的本质。他注意到政治学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而且是以归纳法来研究的一门学科。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莫由阅历。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81]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不像西方那样，能以科学视之。因此，欲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借用西方的政治学方法;而推动西方政治学科学化的一门学问，即培根所认定的逻辑学，“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82]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严复在上海组织“名学会”，《穆勒名学》上半部即为此时所译。严复服膺穆勒的归纳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过去偏于保守与无为，实因缺乏这种观念。穆勒的归纳论反对良知说，而良知说在宋明理学中据有重要地位。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就表示良知说为害之烈，始作俑者，乃是孟子“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明儒陆象山与王阳明“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正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幸，“后世学者，乐其经易，便于惰窳赦慢之情。”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正是导致传统思想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也有归纳的理论，《大学》、《易经》和朱熹的著作中就曾论及归纳的原则，“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能知其所以是。”[83]遗憾的是，这种理论无法成为正统，它只能运用于整理古典文献。
严复运用穆勒的归纳学对“良知说”进行了批判。穆勒表示，各种学说皆源于归纳，随着一定的科学进步，它越来越变成一套简单的演绎原则，而其归纳的性质并不稍减，严复对此深信不疑：
穆勒言成学程途虽由实测而趋外籀，然不得以既成外籀，遂以内籀无涉;特例之所苞者广，可执一以御其余。此言可谓见极。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妹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佞呼?[84]
在古代中国，演绎只是以有关五行支干和九大行星的天文学理论的命题为材料，这些理论“无它，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全通故也。”
严复不但批评“良知说”，还反对那种认为数学定理是建筑在先验演绎基础上的观点。穆勒不赞同惠威尔博士(Dr
Whewell)的主张，后者认为：“识从官入，而理根于心，故公论之诚，无俟于推籀。”惠氏的观点使严复联想到王阳明的“良知”说。“盖呼威理所主，谓理如形学公论之所标者，根于人心所同然，而无待于官骸之阅历察验者，此无异中土良知之矣。”[85]严复认为，穆勒坚持全部的数学定理来源于归纳的观点，是对“良知”说的有力驳斥。
大体来说，严复接受了穆勒的这一结论，一切科学“公例”，即关于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是通过归纳法得到的。他明确宣称：“明者著论，必以历史发现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而后可存。”[86]将归纳法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87]社会科学的“公例”是如此，自然科学的“公例”也是如此。“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88]这就是说，几何数学等学科中的公理也是通过归纳得到的。
关于严复译介西方的逻辑学理论，冯友兰先生有一中肯评价：
严复译逻辑学为名学，说明他是真懂得什么是形式逻辑，不过用名学这个译名，逻辑学就不能包括归纳法，而只可能包括演绎法。因为归纳法所讲的并不是一种思维的形式，而是一种思维，其对象并不是名言，而是自然界，所以现代的逻辑学就不讲归纳法。这是逻辑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穆勒和耶方斯所讲的逻辑学是旧式的逻辑学。严复继承了旧式逻辑的传统，并且认为归纳法比演绎法更重要。[89]
从以上我们对严译八部名著的介绍中可知，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研究的功夫。他或借用原著阐发自己的观点，或介绍对中国人可资利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或对原著加以评析。他的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而就其思想选择的主体倾向来说，大体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而他译述的成功，则应归功于他对现实民族生存和文化危机的关怀，归功于他有意识地追求中国人文传统创造性的转换。他不是以西学排斥中学，而是将二者会通、融合，因而他的翻译活动从近期看是输入西学;从远景看，实则构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部分。
3.3 严译的中学根柢
严复的翻译虽为稗贩事业，但他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移植过程，它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严复的译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这是与他将西方文化所作的特殊处理分不开的。
对于严复的中学根柢，同时代许多人包括那些古文大家曾作了很高的评价。严复的《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加以推崇：“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90]对严译《社会通诠》颇有微词的章太炎，论到时人对严的看法时，也说：“闻者不僚，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91]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更是推崇备至：“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以驰而不相入也。”[92]他还致书严复说：“鄙意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容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93]可见，严复的翻译，不仅是以介绍西学见长，而且是以其中学为根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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