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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_欧阳哲生【完结】(3)

  富贫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9]在这种境况下,严复自然不可能出资继续聘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恰巧这时,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招考学生,严复抓住了这一机遇。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它虽非科举“正途”,但对那些家道贫穷而又谋求进取的布衣子弟颇为适合。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元。五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标准给予优惠待遇。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待遇不错,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一大批家境贫寒的读书子弟。

  招考的作文命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的答卷洋洋数百言。主考官恰为身任福建巡抚的同乡沈藻帧,他极为赏识这位同邑少年的文才。严复遂以第一名录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人材的行列。严复这一不得已的选择,却不期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与新兴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他的有幸。后来,严复在给沈藻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还无限深情地提及这次考试:“尚忆垂髯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10]

  福州船厂是1866年(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设厂不几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船厂的工作又委派给洋务派湘军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官员沈葆桢负责。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制造兵轮,培养“洋务”人材。船厂初设时,即附设船政学堂,其培养人才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学习造船,将来做“良工”;第二种则学习驭船,拟去做“良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获得法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厂内聘请了一批法国“客卿”,如日意格、德克碑诸人。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授课,又名“法语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语学堂”。学堂课程有:英文、法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11]这些均非传统学问,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学问。除此以外,在学堂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而正趋向”。[12]课程的设置,反映了洋务运动那种“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

  1867年初,严复开始入船政学堂,分在后学堂。入学前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关于在船政学堂的读书生活,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略有记述:

  不佞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吹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13]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1871年毕业,成绩列最优等。随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随“建威”号南至新加坡、摈榔屿,北至渤海湾、辽东湾;后乘“扬威”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东邻日本“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14]带严复航行的舰长是英国中校德勒塞先生(Comman-derTraley),他在华服务完后,回国前勉励严复诸人:“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15]这一席话语给严复印象至深。他终身勤学不辍,不敢稍有松懈。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日本急于向外拓展殖民地。它一面强迫流球国王接受其“内蓄”的封号,一面以其渔民曾被台湾居民误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美国的协助下,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朝急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海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查办。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各海口,并调查当时军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16]当时,日本侵略军不熟悉地形,加上军内疾疫流行,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打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软弱的清朝政府迫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却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以“抚恤”和“修理房屋道路”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了日本的撤军。到此,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随后被选拔派赴英国留学。

  1·2 留学英伦求新知

  近代中国,最早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的是容闳。1847年1月4日,年仅十九岁的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勃郎先生赴美留学。他先进入孟森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通过七年的奋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容闳学成归国后,就打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17]“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为此,他到处游说,请派留学生,以实施自己的“教育计划”,但他的努力遭到清朝官员的白眼。直到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创办军事工业,将容闳罗致到他的门下。在此期间,容闳鼓动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最后曾同意了容闳的建议。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批准了曾、李的奏折。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朝择优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以后三年又续派,每年30名,四年中共派出120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成为政界知名人士,或成为军、学、商界要人,或成为重要科技人材。

  严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由福州船厂选出,他们改去欧洲。船政学堂原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后来李鸿章、沈葆桢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撑这个局面,故主张从已经毕业的学生,选派到国外去深造。李鸿章、沈葆桢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分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19]

  李、沈的奏议是在1873年提呈。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迟迟未派。拖到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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