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道”的诘思
《道德经》短短五千言，却流传千古，吸引了无数士人为之疏义注解，它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宗教史和社会政治史等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学术史上之所谓道家，宗教史上之所谓道教，政治史上之所谓黄老的“无为而治”，其思想渊源均可溯自这部经典。可以说，对《道德经》的释义、注疏和理解因时代的不同，思想派别的不同，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常常打上了不同的烙印。
最早解释《老子》的文字见诸于韩非的《解老》、《喻老》，它是为其法家学说服务。西汉初年兴起的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适宜当时社会要求休养生息的形势，一时“因缘际会，遂成显学”。东汉末期，黄老之道分衍为三支。一为张角之太平道，其经典为《太平青领书》(亦即《太平经》)，后因酿成农民大起义，被汉朝镇压下去，太平道因此受到沉重打击，逐渐在历史上销声绝迹。一为张鲁所创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其主要经典为《老子五千文》和“三天正法”之章符，其秘籍有《老子想尔注》、《太平洞极经》。张鲁占据汉中三十载，实行政教合一，推广五斗米道;后来他归附朝廷，与曹操关系密切，故五米斗道得到继续流传，以后遂成为道教的正统。一为魏伯阳所设金丹道，其典籍有《参同契》，它使道教练形方术向义理化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后世道教丹鼎派的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是道学的勃兴时期，“文章之士，颇以放旷自遁，名之曰老庄，与道教同时而大异，于是老子又为名士之职志。自是以来，托于老子而自见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四者。”[2]隋唐时期，道家学说得以延续和发展。从隋代的王远知、苏元朗，唐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杜光庭，均出自茅山道，一脉相承。唐朝由于奉道教为“本朝家教”，故对之有意扶持，道教一时称盛。这期间，道教在义理和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阴符经注疏》、《玄纲论》、《坐忘论》、《入药镜》等重要道书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宋元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动荡、南北对峙，道教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南北各宗，新的道派在大江南北纷纷兴起，北方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南方有净明道、清微道等;同时由于宋代儒学注重“义理”阐释，不拘泥训话旧说而自由说经，进而探讨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这也影响和促进道教向义理深入发展。陈抟创“无极图”说之后，道教图学的发展及张伯端著《悟真篇》，逐渐完成了内丹教义并使之哲理化。明清时期的道教、道学已日渐衰微，虽在丹道方面有东派、西派之出现，南方有武当道的兴起，著述方面有不少对过去道书道经的铨释注疏之作，但并无多少新义，其势力已是强弩之末。
严复对《老子》一书的探研表现了极为浓厚的兴趣。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受其弟子熊季廉(纯如)所托，开始评点老子，其后又评点庄子和王荆公诗。严复的《老子评语》[3]，是具有独特形式的著述，既有释词注义与对照比较，又有辨析说明与发挥论证，其中蕴含着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熊季廉将严复的这册《评点《老子道德经》》给陈三立阅读，陈“叹绝，以为得未曾有，促季廉刊行”。[4]1905年12月熊季廉遂在东京将其刊印。那么，与前人的老子研究比较，严复的《老子评语》又有那些新意和独特之处?
首先，严复开始运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来分析和阐释《老子》。因而他的《老子评语》不是传统注疏经义工作的重复，而是中西文化学术汇通、交融的产物。
夏曾佑注意到严复评点老子与前人不同，在于它是时代的产物，与新的历史变动密切相关。他说：
老子既著书之二千四百余年，吾友严几道读之，以为其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于是客有难者曰：严几道是，则古人皆非矣。是必几道之学，为二千数百年间所未有而后可。其将何以立说?应之曰：君亦知流略之所从起乎?智识者，人也;运会者，天也。智识与运会相乘而生学说，则天人合者也。人自圣贤以至于愚不肖，其意念无不缘于观感而后兴。其听观感者同，则其所意念者亦同。若夫老子之所值，与斯宾塞等之所值，盖亦尝相同矣。而几道之所值，则亦与老子、斯宾塞等之所值同也。此其见之能相同，又奚异钱!……
故几道之谈《老子》之所以能独是者，天人适相合也。即吾说引而伸之，非惟证几道之说之所以是，亦可以证古人之说之所以非。盖古人之说，无不有所观感而兴，惟其所观感者，与老子时异耳。”[5]
夏曾佑认为严复之所以能读通《老子》，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与老子有类似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是社会大变动时代的人物，“其所言者，皆其古来政教之会通也。”古人在《老子》这部书里，围绕“道”、“气”、“以太”等概念聚讼纷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道家、道学、道教。严复虽也诠释《老子》，但他不是拾取传统道学的余绪，他与前人有别的是，在这部书里，发现了与时代相通的“进化”、“民主”、“道即自然”等观念。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史华慈在分析严复的中西文化观时，指出他的内在世界里并没有“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明显分野，在《穆勒名学》的案语中，严复即将穆勒的观念与老子相提并论，而严复评点老子，也与他对中西文化和学术的见解糅合在一起，他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孟德斯鸿的理论贯通到对老子的诠释中去。
严复认为老子思想与斯宾塞的形而上学有极为相似之处。对于中西学术思想的相似和雷同，严复早在《天演论》的序言中就已提到，表示《易》和《春秋》两部经典实已涵盖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在《辟韩》一文中，他已表示科学即是斯宾塞的“形而上学的系统”，虽然穆勒以逻辑方法阐释科学，但严复还是认为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乃是源于归纳逻辑，而斯宾塞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一元泛神论的思想相一致。严复评点老子是基于“老子为中国哲学之祖”的认识。夏曾佑在序言中也发现严复承认老子生于孔子与“百家”之前，而《道德经》是第一本表述中国纯理论性的哲学著作。老子所云“万物侨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这厚所表述的正是中国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基本认识。老子所谓，’道”与斯宾塞之“不可知”，其意旨大体相同。如同斯宾塞于“第一原理”所做的那样，老子亦强调宇宙万物自然生灵皆相互对立，而归于“道”，所谓“形气之物，无非对待”。[6]至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观念，与达尔文的理论原有惊人的相通之处。
严复曾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诠释《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道理，其目的也是为了印证《穆勒名学》的理论。所谓“日益”，就是以归纳法表示知欲的增加，而‘旧损”则是以演绎法表示知欲的减少。严复认为穆勒归纳演绎的观点，正是表示“一物日益，即是日损”。这种立论和《道德经》一样，皆是反对为学。因为学则著于物相，离道远矣，故必须“绝圣弃智”。总之，严复认为老子思想内含科学性，乃是基于其思想与斯宾塞的理论相似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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