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发抒其说，认为欧洲各国变革之始，皆寄于小说，“各国政界之日进，则小说为功最高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并写了发刊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开首就肯定小说的教育价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文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超过经史与诗文，应该居“文学之最上乘”地位，并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严、梁的上述三篇文章，开“小说界革命”之先河，在文学界一时产生了巨响。由于严、梁是驰名学界的泰斗，他们的开拓性文章被人们当作新文学的宣言书，这就预示着一场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严复对“小说界革命”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最初发动，还在于他宣传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引发了一场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人们认同小说的文学正统地位，是因为社合进化论唤醒人们不再拜倒在返古问雅、诗文正宗的传统古训下，并且将迅速衍化成文学的进化观，由雅向俗，认同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革新改造以往的民间文学，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不可遏抑的趋势。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趋势，将进化论推衍到文学领域，对文学的内部结构进行大胆改革。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86]他对中国文学自宋元以降为退化时代之说深为不满，认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87]既然小说这种俗语文学的代表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就应使它发扬光大。为此梁氏大声疾呼：“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8]在“小说界革命”推动下，小说创作迅速繁荣。《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等小说杂志接踵间世;《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纷纷刊发;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将大批欧美小说译介过来。“小说界革命”及其由此带来的小说创作繁荣局面，不仅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移到了文学的中心地带，打破了诗歌散文主宰堂奥的传统文学格局，而且还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到来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小说界革命”由进化论引发，“诗界革命”也是如此。梁启超在1899年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深感：“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可见，梁启超反对厚古薄今，坚信今必胜古，是接受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手。在理论上，他也受进化论影响，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创作原则;创作上.他以俗语入诗，以散文笔法写诗，将世界各地的科技发展与社会变化及其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纳入诗歌的创作内容，纠正了早期诗界革命诸子“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偏颇，真正显示了“诗界革命”的实绩。
进化论观念对文界革命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梁启超强调散文语言通俗化，其方向是言文合一。他痛陈言文分离之弊，极言言文合一之利。认为言文合，则新事物与新语言可以“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窒”。言文合可以普及“人生必需之常识”;言文分则反是。[89]以这种观念指导自己的创作，他不为传统所羁，蔑视秦汉古文传统，与桐城派古文运动分庭抗礼，创造了一种骄散并用、汪洋恣肆、情感奔放、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梁氏评价自己的散文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90]与此同时，受进化论影响，与“文界革命”相呼应的还有裘廷梁、陈荣衮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他们适应启蒙民众需要，主张言文合一，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大胆提出“废文言而崇白话”的响亮口号。霎时间，白话报刊遍布大江南北，白话文作为宣传近代启蒙思想的载体，广为一代学人所使用。
至于进化论对新一代作家本身的人格影响，也为时人所承认。
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都在他们的自传、回忆中毫不掩饰地承认各自在接触进化论学说影响时，所产生的思想震动。他们后来发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使用的理论武器仍旧是进化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赘述了。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首先是从文学观念领域开始，进化论是文学观念更新的杠杆。严复宣传进化论时，着眼点是在思想启蒙和改治变革，但它一旦普及，作为一种思想范式为人们所接受，就必然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去，从而对各个领域产生作用，文学自然不能置身其外。进化论所诱发的文学变革，对严复来说，也许是不期而至，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全面变革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则含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它极大地冲击了人们依恋古人经验、崇古法先的复古主义偶像转向适时创新，敢于汲取外国文学的养料，创造一个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学世界。它催生的文学通俗化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秩序;小说、戏曲的升格，改变了以诗文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旧格局，代之以小说、戏曲、诗歌、散文并举的新格局;文学逐渐脱离古典文学的运行轨道，与近代社会政治的联系日趋密切，文学形式和内容渐次透现新的特质。可以说，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新文化巨人，在近代文学变革史上，严复也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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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反抗与先驱》。
[2]《《老子评语》夏曾佑序》，《严复集》第4册第1100页。
[3]《老子评语》最早出版于1905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刊印，题名《侯官严氏评点《老子》》。《老子》原文及王弼注文用黑字，严复评点及夹注用红字套色，相当清楚美观，但错字较多，书前有夏曾佑与熊元锷序文。1931年商务印书馆据东京本重新排印，并校正了其中一些错字，改名为《严复评点《老子道德经》》。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第9册，根据商务本，选录其中部分评语，再易名为《老子评语》。
[4]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95页。
[5]《《老子》评语》，《夏曾佑序》.《严复集》第4册第1100页。
[6]《老子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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