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学说流衍发凡达二百余年，对法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影响甚大，然其见诸实践的后果如何呢?当初，卢梭自创其学说时是为了给人类带来幸福，给社会带来平等，给个人带来自由，“然而执是推行，将果为人伦之福利欤?”严复认为，“抑其深极，所害者不仅富贵之家，而贫贱者所蒙乃尤烈”。“自此论之出，垂二百年，不传暴烈之子，亦有仁义之人，愤世法之不平，闵民生之况瘁，奉若玉律金科，以为果足以救世。一误再误，不能自还。”[66]给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带来了莫大的不幸。故严复的结论是“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由是观之，“卢梭之所谓民约者，吾不知其约于何世也”。[67]
上述严复对卢梭“民约论”的批评，撇开它的现实意义不论，从纯学理而言，它蕴含不少合理因素，且不乏真知灼见。罗素后来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也对卢梭的思想作了类似于严复这样的批判。遗憾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由于受到理性主义的引导，进行了自我调节，从而避免了革命所带来的祸乱。中国的近代社会则一直被一种非理性的激情所牵引，革命接踵发生，然近代化的进程则一误再误，世局越来越坏，由此也不难想见，严复晚年所处的尴尬处境。这是严复的悲哀，还是一个不成熟社会的悲哀?这是值得人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严复主张“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光大。
对严复这一代人来说，有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问题，即民族文化在新的环境、新的时代如何生存的问题。民族文化不等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的确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民族文化的生存多少是和传统文化的出路联系在一起。“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
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使古而蔑，将吾国之有存者几何?”[68]严复对这一问题，颇费思考。他对比中西文化，以为西学长于自然科学，可信而不可弃，“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69]即使认定中国文化“有病”从更新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治“旧学”。“譬如治病之医，不细究病人性质、体力、习惯、病源，便尔侈谈方药，有是理乎?始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故不佞谓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惟教授旧法当改良。”[70]基于此，严复主张中西学并存融合，“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不至枯守其旧，盲随于新”。
民国初年，严复的观点逐步向传统文化倾斜，最为人们注目的是他在给弟子熊纯如信中的两段话语，如：
“鄙人行年书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71]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十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72]
前一段话虽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作了很高评价，但它还提出“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表明他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无条件地承继。后一段话将自己的立场与康有为相提并论，断言中国未来之转机有待中国千年“礼治教化”的发扬光大，带有更为浓厚的“复古”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导致了严复对“尊孔读经”的极力提倡。1913年，他领衔发起成立孔教会;同时，他还公开发表《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论文和演讲，阐述思古与读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质文递擅，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苦为之礼乐文章焉，至于吾济，乃得于民种之中，而犹有当前之地位，如是之阶级，则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遗泽，又何从而得之!”[73]据此，他呼吁：“呜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对于传统文化不能采取随意贬损的态度，因为它溶注了历代志士仁人的心血;对于孔孟经书，则应继续倡读，因其对于塑造国民人格，有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74]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而“忠孝节义”应成为国民精神的主体。“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75]严复认为，建立民彝“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惟其如此，“夫而后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为施。”[76]
应当指出，严复在有选择地倡导传统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继续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如他也是在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中，指出：“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77]他在谈及青少年的教育安排时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至于从事西文西学，极早须十五六方始，此后中文，则听子弟随地自修可耳。”[78]严复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大体也是这样安排，童年在家治中学，到少年时期，送其出洋留学。有时候严复对读经一事也表现了慎重的态度，“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79]可以说，严复晚年提出的“读经”主要是限于道德教育领域，“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在严复看来，“西学”的长处是自然科学，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怀疑之处。但是，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应当数典忘祖，完全背叛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应该发掘民族精神的原动力，弘扬传统，光大传统，对中国传统予以现代阐释，使之实现向现代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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