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高颧方颐，精力绝人。读书潜思力践，言动造次必以礼法。”147虽沉滞于科举，可学力深湛，“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致用)”。他以道德之士自期，在学术上“大率推本横渠(即张载)，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勉强力行为用”。148其著作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罗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他抹上了几分悲壮色彩，而其道德学问更使之声名鹊起。远近学子，纷纷负笈从游。较为著名的有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此三人后来均从罗泽南赴援江西，战死于南昌城下。王錱、钟近蘅钟近濂兄弟，钟氏兄弟后随王錱从军，败死于羊楼司。此外还有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罗信南兄弟、翁筼登、易良翰、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潘鸿焘、左枢、杨昌濬等。而从罗氏讲学过从之友人，同县有谢邦翰、刘蓉、彭洋中、周牧、贺雍、魏万杰、淇长龄等;县外则有湘潭的王士达、王荣兰，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兄弟，长沙的丁叙忠，宁乡的刘典等人。149其中成就为一代湘军名将而位列封疆者，大有人在。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华、曾国荃赴省城读书，附课于罗泽南处。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为兄弟们高兴，此时他已从朋友处得知罗泽南学问德行俱优，堪为师表。“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即刘蓉，霞仙为其号)、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150又有“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之叹，说曾国藩与之神交，不为谬也。曾国荃对罗泽南之道德学问，亦极钦佩，在给曾国藩的家信中，称其为“吾邑伟人”，“叩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谈吐，则“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顽廉懦立”。
咸丰元年，罗泽南始与曾国藩通信。罗曾为贺长龄家西席，故为贺家女儿做媒，提亲于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国藩初不情愿，但因竹亭公坚持，终与贺氏做了亲家。而后，太平军由广西北上，围困长沙，全省人心惶惶。湘乡县令朱诒孙委托罗泽南、王錱、刘蓉等编练乡勇，以保卫乡里。咸丰二年底，丁忧回籍的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这部分乡勇就成为他属下的基本力量，罗泽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国藩麾下的部将。此后数年，罗或在省内剿匪，或出省与太平军作战，所向克捷，备受倚重，成为湘军早期的名将。罗、曾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此时，两人虽相知甚久，尚无缘谋面。
与曾国藩同为京师旧雨，且与其今后事业大有关系者，还有毛鸿宾、李元度、陈士杰、莫友芝等。毛鸿宾(1806～1868)，字翊云，号寄云，山东历城县人。毛与曾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江南道御史、湖北道员、安徽臬司、江苏藩司，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后迁两广总督。曾与毛私交甚好，称毛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于曾国藩丁忧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与债务，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继骆秉章出任湘抚，为征战大江南北的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饷与兵员，是曾氏最终能够克成大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县人。少时肄业于岳麓书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后官县学教谕。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元度旅食京师间，闲从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为其字)、孙芝房、吴南屏、杨杏农诸公游”。154曾国藩回乡组练湘军后，李上书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转战至江西，李长于文墨，一直在曾身边综理文案。后亦带兵作战，官至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
陈士杰(1823～1892)，字隽丞，湖南桂阳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贡廷试一等第一名，分户部任职为七品小京官。为人耿介，“敝车羸马，不喜造请”。同事中唯与阎敬铭相友善。“曾文正于朝考读卷时相知赏，又同乡先达以鉴裁自许，倾怀延接。”“咸丰元年，(陈)丁父忧，贫不能归。文正躬为办装，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并许之为“外朴内朗，干济才也”。155陈回籍守制时，适值桂阳土寇起事，陈为乡里所推，带乡勇剿灭之。曾国藩治军衡阳时，“闻公知兵，手书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军与太平军初战湘潭，建策者实为陈士杰。湘军克复武昌后，陈以功用为户部主事，随即还乡省亲，此后一直留居湖南办理团练，以抗御石达开闻名于世。后累官江苏、山东、福建按察使，浙江、山东巡抚。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县人。父莫与俦为嘉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友芝家学渊源，道光十一年中举。“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访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二人)造榻订交而去。”156虽仅一面之交，却是后来遇合之机缘。咸丰十年，莫以知县候选，后入胡林翼幕府，为之校刻《读史兵略》。“胡死，从曾国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身通苍雅故训、六艺157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久之，名重西南，学者交推。”158胡、曾聘其于幕府，非为军事，而是校刻书刊，切磋学问，由此亦可见儒将气象之一斑。
曾国藩为人雅好交游，由此结识的众多人才，构成了一笔无形而且深厚的资源。当然，好交游绝不是滥交游，曾国藩交友，有着自己的选择，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诫兄弟们的，择友宜慎之又慎，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的京师生涯中，还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咸丰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所谓圣德，是个恭维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广大这三种行为。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陈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个假设来讽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乾隆朝大臣孙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但曾国藩此疏不是讽喻，而是实指咸丰行政处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颜直谏的意味。
那么，这三种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们看看曾国藩怎么说。他先给皇帝一个抽象的肯定，说咸丰关注朝廷礼仪、臣工应对这类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总把眼睛盯在这些细微末节上，则会“流弊为琐碎”。在列举了几个臣工因礼仪疏忽被罚的实例后，曾国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到了朝廷对广西民变处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关乎国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边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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