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浮夸”这个词。王錱时年28，是个头角峥嵘的青年，“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31曾国藩虽然看重其奋勇请缨的锐气，但未必不对他的“言大而夸”抱有警惕。吴坤修(1816～1872)，字竹庄，江西新建县人。捐纳出身，以从九品分发湖南，长沙城守时以功擢升知县职衔。从曾国藩练兵于衡州，水师创立时，吴司军械。之后随曾东征，转战江西，以功累升道员、加盐运使、布政使衔，同治四年实授安徽按察使，后参与剿捻，以功升任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他随王錱去省城，应该是曾国藩派去的。从后来曾给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曾之不满于王，主要是因为王言而无信且过于张扬。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募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而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吾辈私兴议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书来，言二十四(日)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促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划。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需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32
结合骆秉章所言，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的不满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言而无信。曾、王在衡州商定，军饷器械自筹，以劝捐解决。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却要求骆发放口粮钱二万两，弹药所需硝、磺各一万斤，“一切皆取之于官”，招募人数也增至三千。
二、言大而夸，行事张扬。曾欲招足乡勇万人，为的是交给江忠源，与太平军一争高下。王錱却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时招摇过市，令乡人侧目。在曾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样子。
三、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若不严加淘汰，认真训练，则必成乌合之众，“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故乡勇力少而害多。”33基于这种认识，国藩制定有严格的招募标准，而且战事稍纾，即遣散并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军的“朝气”。王錱所招之勇“连夜在县城偷窃”，地方啧有烦言，曾一定会求证于乡里。这也是以后他对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种因。
四、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这样，曾国藩对王之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计三千四百人，另雇长夫一千余人，原拟赴援湖北，旋因太平军退兵，武昌解严而未能成行。曾国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35而其书信中的言语也不免含讥带讽。以王錱之自负的个性，非但听不进曾的劝告，反而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这样，王对曾之札件，“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36出现这种“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的局面，平心而论，两人都有些意气用事，但王錱责任更重。此后，两人分道扬镳，形同路人。王錱脱离了曾国藩系统，成为骆秉章节制下的一支湘军。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带兵东征，麾下大批将领均不数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却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军，多数时间以偏师在省内及湘赣边一带防剿土匪，难得有建立大功的机会，直到死时仍不过是个道员。王死后，这支部队重回曾国藩麾下，成为所谓“老湘营”的基干队伍。
此时，曾国藩又糊里糊涂地揽上了一项差事：筹建水师。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军自益阳、岳州掳获民船上万艘，并组建了水军。此后，借助这支水军，太平军上下长江，迅如疾风，机动性大大超过了清军。譬如，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江宁(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过二十多天;而向荣督率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击，赶到江宁时，已在一个半月之后，江宁则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军在长江上下往来自如，而追堵的清军则疲于奔命，望江兴叹。
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是郭嵩焘。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大军一部进抵九江，连克彭泽、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为帮办江南军务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余人，在赶赴江南大营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单，被太平军悍将曾天养等围困于城中，求援于湖南。六月，曾国藩分调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焘偕行。
至，即从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为其谥号)住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贼垒，广数十亩。问驻兵几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队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问船贼几何?曰十余万。因告忠烈公，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忠烈公大激赏，即属嵩焘具疏稿上之。推求广东兵船曰长龙，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项名目，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广东任购炮。此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嵩焘归谒文正公衡州，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湘军之兴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请制造战船肃清江面疏》，也是由郭嵩焘主笔，其论无水师之弊云：“粤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已逾万数，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数百里尽以资贼。多或百数十船，少或一二船，往来停泊，无敢阻拦。江南扬(州)镇(江)等处，皆两面凭江，并力攻围，而贼得水陆救护以牵制(我)兵力，故欲克复三城，38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贼船出没无常，季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官兵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最后强调：“剿贼之略，无急于斯论者。”39江忠源并将与太平军争夺制水权之重任，寄厚望于曾国藩：“方今贼具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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