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乃顾炎武之崇拜者，115于文人虽不像顾、颜那样极端，但同样提倡笃实的作风，在选任带勇营官上，标准也很高：“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116
故其选用将领，文质彬彬者不可得，则宁取其“质”者。这样做也是惩于绿营之失。“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铅刀)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又云：“楚军水陆(将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而“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117
湘勇之初起，带兵官员均为土生土长之书生。如罗泽南、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钟近衡、钟近濓、谢邦翰、李元度、李续宜、曾国葆、刘腾鸿等，都是本县的生员或童生，他们生长于本乡本里，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勇就是经他们手募来，彼此结下一层同生共死的关系。他们又有文化，于军事易于入门，又具备儒家之价值伦理与修齐治平的抱负，较少沾染到官场的习气。故实在是曾国藩所求的那种“无官气，有血性，能吃苦，不怕死”之军官的不二人选，故经长期战争历练之后，幸存者多能成长为一代名将。
由上表看，曾任湘勇营官者，塔齐布、周凤山等虽为绿营军官，但已在练兵与剿匪过程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而储汝航、成名标等被任用，则出于他们原来就是水师军官，有指挥水师的经验;朱孙诒、夏廷樾原为地方官员，其任用，也是因为他们为官清正，且都有带兵剿匪的丰富经验。鲍超、杨载福等出身行伍者，则是在练兵、作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而绝大多数营官，则由土生土长的儒生出任，是营官的主体。由此可知，在选任营官上，曾国藩确实贯彻了他的标准，而非说说了事。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些儒生确实勇猛敢战，在历经长期战火洗礼后，幸存者多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
由此可见，所谓书生“百无一用”实在是偏见，事实是，任何事业没有书生(或者更广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绝难成就的。某些蓄意张扬书生无用论的人，若非人云亦云的愚氓，便是别有用心的反智论者与惯于愚民的巨奸大憝。一支由文盲组成的军队必然是乌合之众，而书生的参与、领导，会赋予这支军队以理念、兵法、谋略和纪律，犹如将散乱的砂石砖瓦筑成坚固的军垒，湘军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都是由犷悍农民组成的军队，太平军何以最终败在湘军手下，因素有多种，但知识阶层的不认同、不支持、不参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吴文镕的堵城之败是在一月十五日，四天后太平军就再次占领了汉口汉阳，围攻武昌，湖北形势危殆。朝廷催征的上谕，急如星火;相知于莫逆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相继战死，使曾国藩的压力倍增。终于，战船于二十六日赶造完毕，计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拖罟一艘以为座船。此外，还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钓钩船)一百二十号，炮位四百多，另雇有装载辎重的民船百数十号。招募成军的水勇五千人，分为正副十营，其中在湘潭所募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在衡州所募六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另募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为营官。以塔齐布为陆路先锋，以褚玫躬为水师总统，总计船只近五百，官兵夫役一万七千余人。118
两日后大军自衡州启程，溯湘江北上，时为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踞曾国藩墨绖出山，刚好过了一年。这样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面对能征惯战，人数几倍于己的太平军，究竟有几成胜算?“事之成败，不暇深思，……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119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立于座船之上，沐浴于江风之中的曾大帅，回顾一年来的种种，一定感慨万千。但面对眼前如林的樯帆，壮盛的军容，感慨中更应有一种意气风发，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亲手打造的新军，可以实现亡友遗志，一展澄清之夙愿了。
1“曾文正时在长沙，迭奉诏会办湖南拨兵募勇、团练、保卫各事宜。日与公(指张亮基)及文襄、忠烈感慨深谈，以共负山驰河相振勖。至是，深惜公去湘之速，偕罗忠节、王壮武、刘武慎、江壮节、李忠武、李勇毅随军远送，临岐殷殷握手，互勉为国效力，相约日通消息以觇南北贼情。”张祖佑辑《张惠肃公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四辑之63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343页。文襄即左宗棠，忠烈即江忠源，罗忠节即罗泽南，王壮武即王錱，刘武慎即刘长佑，江壮节即江忠济，李忠武即李续宾，李勇毅即李续宜，因系多年后追述，当事人均已身故，故以每人之谥号为尊称。
2同上，第322页。
3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三，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203页。
4曾国藩：《议汰兵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19页。
5其事参见罗尔纲之自述《师门五年》。
6罗尔纲：《湘军新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之94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1～15页。
7参见同上，第2～10页。
8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9同上，第41页。
1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1月版，第65页。
11《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61页。
1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08页。
13曾国藩：《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9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75页。
15六月二十五日，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曾国藩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弟久有保(举)塔将一折，五月已缮写矣。适会闻此(指鲍起豹欲责罚塔齐布一事)，恶夫黑白之易位，因并夹以参劾之片，昨已以公牍咨往，想阁下必不疑弟之侵官也。世事败坏至此，为臣子者独当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济时艰，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默忍者为调停耶!”同上，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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