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读到一个故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士兵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登陆，发现了一所房子，上面钉着一块写给美军士兵的牌子，上面说：“美军士兵，这里是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我们想把这里的标本学交给一位美国科学家，让他继续我们的研究，而不想由于这场战争使这里的东西被破坏。”每当我想到这些，我都会非常感动。而与这种合作精神相反，现在每一个公司的研究人员都以其他公司的研究人员为敌，这是一种科学的对立局限，使得每个地方都持续着内战，而这种状况在严重阻碍着技术的沟通和发展。我想这样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以上是自由软件有别于其他的原因，也是自由软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对自由软件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某些使用者可以自由地获得一个程序，则这个程序对你而言就是自由软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通常一些软件对一些使用者是自由的，但并不是对其他使用者而言。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X-Windows，它是MIT的实验人员开发的基于Unix的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你从开发者手中购到X-Windows，则它对你来说是自由软件。但对于其他拿到X-Windows拷贝件的计算机厂商来说，他们使用的是Unix系统，他们将X系统加以改编并融合到自己的Unix上，再分售给购买者，它就受限于这个Unix系统。
那么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如果要问X-Windows是否是一种自由软件，答案则取决于你从哪方面考虑。如果你从研发者处购得，你刚享有自由，答案便是肯定的;但如果你从大多数普通的软件使用者角度考虑，答案则是否定的，他们没有享有这种自由，因而X-Windows就不是个自由软件。研发X-Windows的人员的目标是成功的，他们希望X系统被广泛使用，而结果正如所料，X-Windows成为Unix系统下最标准的Wndows操作系统。
他们认为这很好，但我不那样认为，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使用者自由。同时我意识到我的软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找出一种办法，避免此种情形发生。
我的办法是自由拷贝
我把这种办法称为CopyLeft办，它是与版权(CopyRight)相对应的说法。我予以你拷贝的自由，并可以制作复本，但你如果发售复本，就要遵守没有再次限制的规则，使任何人可以从你处得到复件，也同时得到许可去做同样的事。软件到何处，自由就随之到何处，并且每个复本的使用者也得到自由。如同在美国的一项法律――不可让予的权力，意思是你无法彻底失去的权力，你不能放弃。自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它，就会变成奴隶，你是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除非你犯了罪…… 这就是说X-Windows应是所有人能使用的自由软件，每个人都应享有这种不能让与的自由。
我虽不能让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的，但我可以运用CopyLeft来编我的软件，以给予你们这种自由。CopyLeft与编译程序差不多，要使用CopyLeft必须有一些给定的供给工具。在GNU系统中则是GNU一般公认许可，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定语言编成的许可，目的是推广自由拷贝(C0pM)。我们还有一些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特定软件的“自由拷贝”版本，并编写了“自由拷贝”软件操作手册。自由软件分为自由拷贝和不自由拷贝，支持不自由拷贝的人只是不积极，但他们仍很尊重他人的自由。我鼓励你们使用那些不自由拷贝的自由软件或与之合作，而以自由拷贝的策略来编写程序。
前途是光明的
我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有一些中国公司，他们在分售GNU软件，但没有执行其在GNU公认许可下的责任，对此我表示反对。我鼓励公司出售GNU软件的复本，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自由。在国际上，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但他们都严格执行GNU公认许可，不遵守这个许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出我们的队伍。中国的自由软件公司中，有一些在遵守GNU则公认许可，他们遵守公认的准则，我就支持他们。而对这些不遵守GNU公认许可，不执行GNU许可下应尽责任的公司，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帮助我完善中国的版权法，并关闭那些公司。
我们销售X-Windows时，有些人说我赚不到钱，因为别人买了你的软件拷贝，他会再制造拷贝，他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所以你是赚不到钱的。但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违反”了公认的经济规律，但我们却赚到了钱。现在仍然有人购买我的软件，我也从未曾因缺钱而饥饿。现在，自由软件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自由软件公司专门从事GNU系统上软件的研发工作。还有许多全职或兼职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服务。也许自由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促使人们支持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服务。自由软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
罗伯特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罗伯特曾于1965―1968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报道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建国后周总理于1971年接见的第一批美国三个记者之一。他当时写的周总理接见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罗伯特1998年加入《南华早报》以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其间，5年在香港任亚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7年在布鲁塞尔任欧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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