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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_胡发云【完结】(25)

  说到这里,卫老师环视大家一眼,似乎在征询大家的意见,不知对他的这一番说道满意否。

  大家都很感动,也很沉重。原本是一次高高兴兴的祝寿,现在倒成了一次灵魂的审判。达摩对自己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问题隐隐自责起来。

  卫老师反倒起了兴致,又问达摩,还有问题吗?

  达摩调皮一笑说,不说了,今天说这些有点冲了喜庆呢。

  卫老师说,这才是大喜呢,吾日三省吾身,能在耄耋之年,洁净身心,人生一大快事也。再说,有些问题,是要在诘问中才能想到的。说吧。

  达摩笑笑说,这是刚刚想到的——许多年来,一直听到您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笑起来。

  卫老师也笑,说,厉害,又戳到痛处了。苏联解体之后,我又去过一次俄罗斯,离我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复杂。我熟悉他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我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与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战舰都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那些狂热地献身于它的人们也不见了。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的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大街上,到处是漂亮健壮的男女青年,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穿着都很时髦,都很讲究,似乎他们的世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当然,还有穷人,酒鬼,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俄罗斯的姑娘真的非常美丽,一种很高贵很典雅的美丽。那个姑娘穿着一件裘皮大衣,戴着一顶裘皮帽,当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得发呆了,很没出息,是不是?就像看见安娜?卡列妮娜一样。  卫老师带着孩子气地看了自己夫人一眼,赵姨则报以意味深长的一笑,大家也都跟着不怀好意地哄笑起来。

  卫老师也怅然一笑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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