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只知道把年来民生的不安，归罪于天灾人祸，内乱外患等种种大原因上。殊不知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最切身地使民生不安的原因，便是这二重生活。它能使一般民众左顾右虑，东张西望，茫然莫知所适从，始终彷徨在生活的歧途上。它能使各种言行得到成立的根据，各种罪恶找得到辩护的理由，以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为了生活的方针而满腹踌躇，煞费苦心;终于陷入盲从，遭逢失败的，在近来中国的民间不知有几千万人呢!不说别的，但看二重生活上最小的一件事——阴历阳历的并存，已足够使人麻烦杀了!
“诚于中，必形于外”，岂独个人如此?社会也是这样的。度着二重生活的我国的民间社会里，处处显露着时代错误的不调和状态，形成了一个奇妙的漫画世界。漫画在最近的我国相当地流行，二重生活正是其主因。试闲步市街中，静观其现状，必可发现种种二重生活的不调和状态，可笑或可惊。流线型的汽车旁边有时抬过一顶官轿。电车前面有时掮过两扇“肃静”“回避”的行牌。水门汀的人行道上走着一双钉鞋，霓虹灯的邻近挂着六只红纱灯。铁路旁边并列着一爿石造的环洞桥。两座高层建筑的中间夹着一所古庙。……走进屋内：有时你会看见洋房的drawingroom〔客厅〕里，挂着“天官赐福”，供着香炉蜡台和两串纸做的金元宝。抽水马桶间的对门，贴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黄纸条。若是冬天，你会看见头戴大礼帽而坐在宁式眠床上的人;脚踏铜火炉而手捧水烟筒的人。若是喜庆日子，你会看见古代的新娘与现代的新郎，和穿洋装行跪拜礼的人;若是为了病人，你还可看见西医和道士一同走进这份人家呢。……
但这也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状态。日本也是如此。在形式上，也可说在美术上，日本是东洋风最盛的国家。东方古代生活的种种样式，例如席地而坐，木屐而行，以及男女服装，礼貌等，在中国早已废弃，在日本至今还奉行着。当明治维新，西方文化传入日本的时候，他们社会里的二重生活状态，恐怕比我们现在的更加可笑又可惊呢。著名的浮世绘大家芳年的作品，就有讥讽当时的不调和状态的绘画。他画明治初年的国会议员，身穿“羽织”(haori,日本的外套)，腰束围裙(hakama)，而头戴西洋的大礼帽，脚登西洋的皮鞋，成个滑稽的样子。近代日本的美术论者，也有诅咒东京的二重生活的。例如：穿了木屐乘电车，古装新娘与燕尾服新郎，洋风大建筑与日本风古屋，鸟居(torii,木造的牌坊)并列，穿洋装的人相见时跪下来行日本礼……他们说这东西洋风的并存，使街景不调和，使环境丑恶化，是“非美术的”。他们努力要求改进，要求调和，要求市街的美术化。住在现在中国社会里的美术家，美术爱好者，和关心“市容”者，对于他们这种诅咒与要求，大约都有同感吧?
这种诅咒与要求固有正常的理由，但那种不调和相也是必然的产物。西洋文化用了不可抵抗的势而冲进东洋来，不接受是不可能的。
然而谁能一扫东洋旧习，使它立刻全部西洋化呢?推美术家的心，似乎希望立刻全部西洋化，使人立在东京或上海的街上，感觉得如同立在巴黎或伦敦的街上一样。否则，索性全部东洋风，使人住在现代社会里，感觉得如同住在古代社会里一样。然而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回复古代当然做不到;全部西洋化“谈何容易”?即使“容易”，(注：忆某古人说，此容易二字不相连，乃何容二字相连，今强用之。)我们的鼻头天生成不高，眼睛天生成不蓝，皮肤天生成不白，这西洋化也是不彻底的，那么生在现代中国的我们，对于这事应取甚样的态度呢?我们将始终度送这种可笑的不调和的二重生活吗?
不，我们的前途，自有新的道路正待开辟。这是东西洋文化的“化合”路，也可说是世界文化的“大同”路。物质文明发迹于西洋，但不是西洋所专有的，应是现世一切民族所不得不接受的“时代”的赠物了。现今我国所有各种物质文明的建设，大半是硬子子①地从西洋搬运进来的，生吞活剥地插在本国土内。一切可笑的，不调和的二重生活，即由此产生。换言之，目前我们的生活中，东西洋文化“混合”着，所以有二重。须得教他们“化合”起来，产生第三种新生活，然后方可免除上述的种种丑恶与苦痛。进言之，西洋不永远是先进民族。今后的世界，定将互相影响，互相移化，渐渐趋于“大同”之路。
我们对于各种旧习应该不惜放弃，对于各种新潮应该不怕接受。只要以“合理”为本，努力创造新的生活，便合于世界大同之旨了。听说日本人曾有废除其原有的文字而改用罗马字横排的提议。又有废除美术学校里的“日本画系”与“西洋画系”的分立而仅设一“绘画系”的企图。然而还没有成功。记得中国也曾有少数人试用横写的、注音字母拼成的国音，然而没有人顾问。这当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但我却在这里愚痴地梦想：置军备，事战争，无非为了谋人类生活的幸福。诚能教世界各国大家把军备和战争所用的经费如数省下来，移作未来的“大同世界”的建设费，这一定不难实现，全人类的生活一定幸福得多!世间的美术家一定欢庆尤深!可惜这只是我的梦想。
注释：
①硬子子，方言，意即生硬。
无常之恸
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这个十六字偈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里下二句是佛教所特有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不足为一般人道;上两句却是可使谁都承认的一般公理，就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的“无常之恸”。这种感情特强起来，会把人拉进宗教信仰中。但与宗教无缘的人，即使反宗教的人，其感情中也常有这种分子在那里活动着，不过强弱不同耳。
在醉心名利的人，如多数的官僚，商人，大概这点感情最弱。他们仿佛被荣誉及黄金蒙住了眼，急急忙忙地拉到鬼国里，在途中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了。反之，在文艺者，尤其是诗人，尤其是中国的诗人，更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诗人，大概这点感情最强，引起他们这种感情的，大概是最能暗示生灭相的自然状态，例如春花，秋月，以及衰荣的种种变化。他们见了这些小小的变化，便会想起自然的意图，宇宙的秘密，以及人生的根蒂，因而兴起无常之恸。在他们的读者——至少在我一个读者——往往觉到这些部分最可感动，最易共鸣。因为在人生的一切叹愿——如惜别，伤逝，失恋，轗轲等——中，没有比无常更普遍地为人人所共感的了。
《法华经》偈云：“诸法从本来，常示寂灭相。春至百花开，黄莺啼柳上。”这几句包括了一切诗人的无常之叹的动机。原来春花是最雄辩地表出无常相的东西。看花而感到绝对的喜悦的，只有醉生梦死之徒，感觉迟钝的痴人，不然，佯狂的乐天家。凡富有人性而认真的人，谁能对于这些昙花感到真心的满足?谁能不在这些泡影里照见自身的姿态呢?古诗十九首中有云：“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大概是借花叹惜人生无常之滥觞。后人续弹此调者甚多。最普通传诵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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