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爸爸1944年12月出门至1月下旬回来的那次，到家才3天，外婆就与世长辞了。这回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即使让章桂哥再跑一趟，也接不回来了。
我们离开遵义前，外婆的孙子把外婆接了去住。后来贵州独山时局紧张，岳英哥一家也要来重庆。大概是由于他家子女还小，老小一起带来不方便吧，或者是因为正巧有可靠的便人吧，他们托便人先把外婆带来。那时爸爸出门未归，我姐姐哥哥在校住宿，妈妈只能叫我和元草哥到车站去接。车站到沙坪小屋颇有一段路。外婆由我们两边搀扶着走。她走到后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一吟，我走得上无气下无屁了。”
我们当时自己正当青春少年，体会不到老年人体衰的痛苦，只能把她抬得更高些，像架伤者一样把她架回了沙坪小屋。妈妈赶快安排外婆躺下。这一躺，就没有再起来过。
外婆(她名叫方宝珍)没有等到胜利的消息传来，便于1945年1月25日离去，终年76岁。全家人跪在床前哭着为她送终。爸爸流的眼泪不比妈妈少。后来这件事传到故乡，人们说了一句乡间惯说的话：
“女婿落泪，珍珠落地。”是的，爸爸对外婆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没有封建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何况她是自己的岳母，1937年逃难出来共渡患难的长者。
虽然客居他乡，爸爸还是为外婆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那时通讯不便，岳英哥一家还没有闻讯赶来。爸爸便以外婆的语气写了一副挽联：
我无遗憾，但望于凯歌声中归葬故里;
尔当自强，毋须在国难时期重振家声。
这“尔”，指的是岳英哥。抗战胜利后不久，岳英哥一家去了台湾。子女都很有出息。
外婆的棺材就葬在我们去正街路过的那些坟墓附近。谁知刚落葬不久，就被盗墓。大概因为爸爸名气太响了，盗墓者不了解知识分子大多是两袖清风，以为其中一定有金银财宝。妈妈哭了一场。爸爸叫人把坟墓修复，派连新日夜守护，直到坟土干了。
胜利后，棺木由水路运往故乡。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中途要转运吧)，起初要有人护送一程。这任务由华瞻哥承担。对万事都要担心的满娘再三叮嘱华瞻哥：“你上了船，一定要把鞋带解开。万一有什么情况，跳水方便些。”
外婆是崇德人。(离石门18里。)棺木送到崇德落葬以后，据说又一次被盗墓。唉，名人难做啊，要累及岳母被盗墓两次!
终于胜利了
1944年的中秋，月明如昼，全家十人在沙坪小屋团聚。爸爸心情欢畅，多喝了几杯酒，没怎么赏月就睡着了。次日醒来，在枕上就填了一首“贺新凉”词：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
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
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骨肉几家有?
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
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
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
言未毕，齐摇手。
其中“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后来改为“只相思江南风物、旧时亲友”。估计是政治上的关系。因为抗战胜利的原因曾有三种说法。这里就不去评论了。
岂料被爸爸这首词说中了。1945年8月10日之夜，果然传来了我国胜利的大喜讯。全家欢欣鼓舞之余，一人一句写下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爸爸画了很多幅《八月十日之夜》分送亲友。次年又写了《狂欢之夜》一文补叙当时情景。那一天，就连平时客客气气的邻居也到我家来讨酒吃。爸爸找出两瓶正宗的茅台酒来请他们吃。一直闹到后半夜两点钟。
当时妈妈正陪着恩狗在歌乐山的医院里治他的大脑炎，没能和我们共欢。恩狗病愈后回来，妈妈对我们说，那天晚上外面忽然放起炮仗来，恩狗问妈妈外面什么事。妈妈打听后才知我国胜利了。6岁的恩狗虽然不懂胜利意味着什么，却也和妈妈欢喜了一阵。我想，妈妈心里一定在怀念着早死了一年多的外婆了。
至于爸爸，想的就更多了。
要回江南，首先得有钱。于是爸爸又在重庆举行了第二次画展。展出地点是在两路口社会服务处。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至7日。因订价太低，又是一个满堂红。为什么说“红”，因为爸爸那套画只供展览，不出售。要买的人指定要哪一幅，就在这一幅上用回形针别上一个红条子，上写某某人订。满场都是红条子，共有360张之多。有时同一幅画上别上好几张红条子，说明大家都看中这幅画。
展览结束后，爸爸就在家闭门作画。
随后，爸爸一人去过重庆附近的北碚，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如老舍、陈望道、章靳以等。
1946年1月，这批画又在沙坪坝和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续展。每次展览，我总要去帮忙别红纸条。
路费筹措好了，可回乡难啊。官员们坐上飞机先走了。他们号称去“接受”失地，可老百姓都说他们是去“劫收”。其他有钱有势的人把长江轮船的票买走了，哪里还轮得着知识分子!这次东归，当时通称为“复员”。江南人都盼望复员。
于是我们离开沙坪小屋，迁到重庆凯旋路特7号等候归舟。这里是开明书店的仓库，两开间。由于山城地势有高低，从后门看是三层，从前门看是一层。下面四间没有窗，只能做仓库。上面两间光线好。爸爸通过开明章雪山先生的关系，已经先把忘年交夏宗禹介绍入住其中的一间，我们就住在另一间。
四川当局曾有布告：欢迎下江教师留在重庆，报酬优厚。那时我的兄姐中已有三人在重庆当公教人员。见爸爸为船票焦头烂额，重庆却友好地挽留我们，于是，爸爸再问我们是否留恋重庆时，我们就不再“齐摇手”，而是说：“还是重庆好!”
爸爸也曾考虑过：缘缘堂既然已成焦土，这里倒还有几间“抗建式”房子可避风雨。自己已没有职业的牵累，何必辛辛苦苦地带了他们回到人浮于事的江南去替他们重找饭碗。
至于我，早已把重庆当作故乡。我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和凉粉，我已经学会一口四川话。四川话和贵州话近似，所以我于2007年10月去遵义时，我们那位老邻居的儿子桂侯夫妇来车站接着了我，给他妈妈打手机时，他妈妈问他我讲的是什么话，桂侯回答她说“一口贵州话”。他们对此都倍感亲切。
可是爸爸还是在念着马先生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思乡之情一直牵引着爸爸的心。他还是决心舍弃沙坪坝的衽席之安，要走东归的崎岖之路。4月20日，爸爸托人以廉价卖去住了近三年的沙坪小屋，决心东归。
庙湾的房子刚卖掉三天，眼看不久就要回江南去，爸爸可以见到他思念已久的老师———留在上海的夏丏尊先生了，忽然接到夏先生逝世的消息!爸爸悲痛之余，于5月1日在凯旋路写了《悼丏师》一文。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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