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结婚时，爸爸想请梅兰芳先生证婚。可是民望哥是基督徒，他不同意。后来终于请爸爸的好友谢颂羔牧师为他们证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婚礼。宝姐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也还挤在亭子间里，直到她工作的音乐学院编译所分配给她一个汽车间，她家才搬过去。
日月楼中日月长
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说：
“顶费6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岁钱凑起来才够开支。爸爸说：
“我可以借内债。一吟有稿费，你妈妈有私房钱，还有华瞻，在美国待了几年回来，总有点钱吧。”
宝姐听爸爸说是要东借西凑，便反对顶房子。
爸爸不大开心地对我说：“你宝姐反对我顶房。她一向是个做事稳健的人。我还是想顶。”
作为爸爸未来的“债主”之一，我没有反对。
于是爸爸不听宝姐劝告，还是托人觅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帮我们在陕西南路39弄内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进弄第三家，门牌93号。即将最后谈妥时，我和满娘就到那附近去“观察”。
“啊，这里斜对面就是米店、药房，还有花店!”
花店对我们来说是从未见过的奢侈店。
“喏，还有小吃店，淮海路口还有这么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专卖收音机的商店和银行!方便极了!空气又好!”
那地带原是英租界，比四马路“洋”多了。我们两人好像到了外国似的兴奋。回家一一比划给爸妈恩狗他们听。
可是，正当大家欢喜雀跃时，爸爸却病了。病得不轻，是肺结核加肋膜炎。我也曾于1950年7月患过肺结核，可见福州路的房子空气污染实在太严重。
爸爸住了医院，抽了积水。房子已付了顶费，只待我们搬进去。怎么办呢?
“这样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进去，我和你妈妈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床上无奈地对我说。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进了一生从未住过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带着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层阁楼上，一楼二楼全让了出来。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顶掉了房子马上就要动身去印尼。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对门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这木桃是我亲手种的。还有这山竺、这紫荆，你们可要保护好啊!”好像托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决定吃一顿洋晚餐———麦片加糖，那时视这为珍品。我下厨。煮好端出来，恩狗马上开始吃。
“啊呀!咸死了!”
“什么芽选”
我恍悟：原来我放糖时错放了盐!那时我们爱吃糖，不像现在忌多吃糖。所以我还特地多放一点。
次日，我们到后门口去刷牙。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红色的瓦!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去医院看望爸爸时，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讲给他听。爸爸憔悴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但还是有几分担忧的样子。
“爸爸病快点好，早点来住吧!”我们安慰他。
爸爸总算出院了!进门后第一句话是：
“一吟!你宝姐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在医院里常想：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们和这房子怎么办!”
“爸爸别说这样的话，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的出院了吗?这里环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楼，把床放在楼下，我也在楼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况一一描述给爸爸听。爸爸能起床走动时，我们就让他搬到二楼去睡。他看到那室内阳台不仅有南窗，还有东南窗和西南窗，阳光充足，很高兴。晚上又发现上面有天窗，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爸爸不禁脱口而出。
接着，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么。忽然说：
“日月楼中日月长!”
“这好像是一句诗。”我顺口说。
“不，应该是一副对联的下联。那么上联呢……”
爸爸苦苦思索，没有想出合适的上联。他把这事告诉了郑晓沧先生和马一浮先生。郑先生为他撰了上联“琴诗影里琴诗转”;马一浮先生为他撰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爸爸把这上联告诉了郑晓沧先生，郑先生也大加赞赏，说“星河界里星河转”宏伟壮丽，并表示自愧不如。
于是爸爸决定用马一浮先生的，并请求马先生书写。马先生那时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他毕竟是大学问家。
爸爸自己写了“日月楼”横披，和这对联一起裱了，挂在阳台上。从那时开始，爸爸在日月楼度过了21个春秋，不算短。遗憾的是后9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这前12年毕竟是幸福快乐的。
耳目一新
吃饱穿暖以后，就会想到旅游。我们那时虽然不能和现在相比，也称得上丰衣足食了。抗战时期到过不少地方，但对爸爸来说，那和旅游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住在福州路时，我们就已开始动起来。1954年的夏天，那时华瞻哥已从美国回上海定居，他喜欢古文诗词，喜欢到诗词中提到的有古迹的地方去。爸爸选定了南京。华瞻哥在教书，恩狗在读书，所以爸妈和我也只能凑他们的暑假去。
在火车里时，爸爸和华瞻哥就在吟诵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到南京，他们就忙着要去找“朱雀桥”。问了好几个人，回答都含含糊糊。我们到了一个桥上，父子二人只好假定这是“朱雀桥”。我替他们拍了一张照，心里却在窃笑。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现实，缺少遐想，不像他们那样懂得怀古。
南京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只“火炉”，不亚于武汉。记得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那时出租车可以坐5个人)去雨花台玩。时值正午，我们坐在车里热得受不了时，司机忽然说：
“到了!”
“到哪里了?”
“雨花台呀!”
1955年爸爸在莫干山芦花荡公园留影
啊，这么火辣辣的太阳，谁愿意下车走到“火坑”里去呀!没奈何，只得舍弃雨花台，请司机开到另一处较阴凉的风景点去。那一次游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炉。后来我春秋季节经过南京，就大不一样了。
搬到日月楼后，爸爸的经济情况更加好转，加之我也有不少译文的稿费收入。我们旅游的次数就更多了。
1955年，举家上浙北的莫干山，连妈妈的妹妹联阿娘和先姐的长子宋菲君也一起去。住在“莫干山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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