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选。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4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4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八十多岁的白发老太了。满姑家的房子，原住三间，“文革”开始，给革去了一间，留下一大一小。俗语说“有屋住千间，无屋住一间”，从知足角度看，倒也可以。如今后面小间留给丰先生作客邸。(吟按：胡先生到亲友家住，早来晚去。)婿维贤是教文科的，好书满架，也说得上“室雅何须大”。这前间，倒是个“开窗见山”风景优美的好住处，打开南窗，正前方的宝石山，不偏不倚，刚好映入窗框之中，保俶塔、初阳台伸展在绿荫丛中，悠扬的箫声笛韵，自黄龙洞边的戏曲学校阵阵传来，犹如一幅立体山水画，天然大盆景，真美!
酒后饭饱，丰先生时而临窗眺望。一次，他偶然低头俯视，见楼下一株桃花，正满放一树，便连声说：好看，好看!在我这个俗子凡夫看来，它不过是一株单瓣的、淡红色的极其普通的桃花，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我禁不住问：“重瓣的不更好看吗?可是先生却摇头说：“不好看，这种重瓣桃花，浓妆艳抹，娇柔做作，东栽西接，全凭花匠之意，人为生长，呆头呆脑的，有什么好看。”继而，丰先生指着楼下的那株桃花说：“你看，她开得多么茂盛，多么豪放，多么自在呀!她具有天然美。”
接着，先生慢慢离开窗口，移步来到藤椅上坐下，一面吸着纸烟，一面想起了当年在上海长乐村居处，日月楼下，也有过这样一株淳美的桃花，也许是受到主人的株连，不知什么时候，桃花的命也被革去了。
3月26日，爸爸和胡先生雇船游湖。———据此日期，他们很可能是24日赴杭(当时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快)，25日休息一天。
西湖是每个到杭州的游客必去的地方。但爸爸对西湖太熟了。只想泛舟，没有目的地。胡先生叫船女划到花港观鱼。他知道老师崇拜马一浮先生，总想去看看马先生蒋庄的故居吧。胡先生文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八十高龄的马一浮先生撵出蒋庄，不久含冤去世。(吟按：关于此事，另有一说。)
过去丰子恺先生每到杭州，必来蒋庄探望这位长者。我本想趁这次游湖之机，陪丰先生到蒋庄凭吊马老先生的故居，但是，在我们走到花港观鱼的御碑亭附近时，丰先生忽然停步不前，摇摇手对我说：“我不去了，你去看一看就来，我在此等你。”随后先生又自言自语说：“人已不在世了，看又何益。”声调甚是含糊。我怕先生为此感伤，就不敢勉强，在附近有条石凳的地方，让他坐定。然后独自走到蒋庄门口，在湖边石级上，当年马老先生洗砚处，伫立沉思：丰子恺先生还在学生时代，由于老师李叔同的关系，已经拜识了马一浮先生，丰先生十分敬重马老先生的道德文章，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把马老先生尊为自己的师长，如今蒋庄已是人去楼空，感慨一定很深。……
后来，他们想直接回湖滨去吃酒了。岂知船女是个一板三眼的人，说是他们买的票规定游程，还有三潭印月、湖心亭，要到孤山上岸才算结束。胡先生表示情愿放弃，也不行。于是只得去三潭印月。胡先生文中说：
这三潭印月的景色，虽亦十分宜人，但是对一心想回湖滨吃酒的我俩来说，已无多大吸引力，好比走马看花，一掠而过。行不多久，来到“曲径通幽”的洞门处。四个字乃是康有为的原迹。丰先生至此驻足不前，好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喏，喏!就在这里。”丰先生指着路的北面说：“这里过去有一座三角亭，亭上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好，是写实景的。”说着，他就随口吟了出来：
忆故乡亦有仙潭，看一样湖光，添得石桥长九曲。
到此地宜邀明月，问谁家秋思，吹残玉笛到三更。
丰先生说：“我年轻的时候，常来这里读书写生，非常欢喜这副对联，因此至今仍能随口背咏。抗战胜利后重游杭州时，已不见此对联，据说被日本军阀盗去了。不久，三角亭也不存。”先生恐怕我记不住，就拿我手中的游览图，一字不漏地把联句写在上面，后面还注明“清俞樾撰并书”的字样。经丰先生对我说明之后，我才知道俞樾就是当代红学家、诗人俞平伯先生的先人。这张西湖游览图，有了丰先生的亲书题字，更加珍贵，至今我仍把它小心地保存着。
3月27日清晨，师生二人来到了灵隐，在冷泉亭旁茶室里拣上一个闹中取静的座头，品尝阔别已久的西湖龙井茶，欣赏这个“劫中桃源”。太阳渐渐升高，到游人越来越多时，他们就本着“人取我弃”的精神，退出茶室，离开了灵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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