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第六集是广洽法师于1978年带到新加坡去出版的。
那时爸爸已经去世，但朱幼兰先生还健在。法师1978年回国观光时我夫妇到广州去接他。法师看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的第六集《护生画集》完成了没有?”我告诉他“完成了”。他很高兴。一到上海，在机场接他的朱幼兰先生就和他谈了详细情况。记得当时筹划如何把这一集原稿带出去，煞费苦心。广洽法师决定随身带。他说佛会保佑的;我相信弘公在天之灵也会保佑的。爸爸和朱先生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完成这项大事，难道出境这一关还会出事吗?是一位法师带一套保护生命的书画册，又不是寻常人带毒品啰!
1978年10月12日，《护生画集》第六集的原稿果然安然带到了新加坡。这件大事圆满了，法师比什么都高兴。他把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全部原稿都交给香港的时代图书有限公司，于1979年10月顺利出版。
这套《护生画集》从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六集，整整半个世纪!在爸爸的生涯中，这是最伟大的“工程”!从第一集的50幅，第二集的60幅……一直到第六集的100幅，总共450幅护生画，450篇护生文字，由弘一大师、爸爸、叶恭绰、朱幼兰、虞愚四位书写合力完成(弘公书写第一第二集，叶恭绰先生书写第三集，虞愚先生书写第五集，朱幼兰先生书写第四第六集)，如此洋洋大观，世所罕见!而广洽法师把它付印，让广大读者都能见到这部巨着，真是功不可没!
这部书初次发行时，是赠阅的非卖品，印书的款子全部由新加坡善男信女(广洽法师的弟子们)捐赠。捐印者在这件事上也有一份功德。佛教的赠阅品大都是“欢迎翻印”的。所以后来海外各地纷纷翻印，其数量之多，不可胜数。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有书号的正式出售的版本。从此，各种有书号的版本、选集络绎问世。
200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一册的新版本。这版本的特色是后四集的文字改由平湖书法家许士中用弘公的字体书写。这样一来，虽然失去了叶、虞、朱三位的书法特色，改变了数十年来看惯的版本，但从形式上得到了近似的风格。今后不妨两种版本并存。福建莆田广化寺于1996年翻印的《护生画集》全集，也是六集并一册的。版本为32开横排，每页一对字画。最有意义的是每集后面加一附录，把手写的书法部分译成铅字。这一举措功不可没。因为书法中有很多繁体字、古体字和草体字，一概译成简体铅字，就可使更广大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一“翻译”绝非易事，实在值得感谢。我们在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护生画集》时，就建议采用这现成的译文(校对后稍加修改)。
《护生画集》自1929年创作完成至今，已将近80年，而且还会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爸爸在养病五年期间写了《红楼杂咏》，翻译了《竹取》、《落洼》、《伊势》三物语，画了《敝帚自珍》四套，创作了《续笔》33篇，翻译了《大乘起信论新释》，重译了《旅宿》，此外，还临摹他喜欢的字帖索靖《月仪》，还把童年时代唱过的歌曲凭记忆一一抄录下来……而最有意义最重要的还是提前完成了弘公嘱托的《护生画集》这部巨着!
卷土重来
1974年的某一天，钱君匋先生来访，手持一本尺页，说是有人要我父亲也在这上面画一幅。爸爸当场就在册子上画了一幅《卖花人去路还香》，交还了钱先生。岂料这件事闯了祸，使爸爸在养病期间又得重新接受批判。
不过，话得说回来。其实即使没有这件事，等待着他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因为那时政治形势有变，“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攻击周总理。于是一个霹雳天下响，下面的人马上跟进，全国都展开了“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上海还举办了“黑画展”。
我们对政治一向反应迟钝，不知道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素来敬仰周总理的爸爸在1974年3月6日给新枚的信中还很得意，说他应画院要求，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说：“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去画院张贴。我写了小字，他们代我写成大字报，说是省我劳力。照顾可谓周到。”
我们起先以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写大字报，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众”了吗!居然也暗自欣喜。谁又知道那是在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就在这封信里，爸爸还说：
求索字画者甚多。但我多写字，少作画，写字用鲁迅诗，画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儿童放纸鹞)，或者《种瓜得瓜》。上海书法展览会中展出了我的字，于是我的书名大噪，求画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兴。毕竟写字少麻烦。
岂料不久之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画院接受批判。事隔约两个月以后，爸爸于1974年7月11日写给新枚的信中说：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恐防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二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
所谓在天蟾舞台“听报告”，是爸爸怕新枚担心，特地写成“听报告”。其实就是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个画家(刘海粟、程十发等)开批判会，只是没让他们上台而已。据说这次爸爸入场时，与会观众纷纷转身观看，他们是想一睹这饱受苦难的大画家的风采啊。
这次批判的内容，其中一幅画正是《卖花人去路还香》。看来这本尺页已落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把“卖花人去”说成“卖画人去”。于是大做文章，说丰子恺被打倒了还说自己香，他还在放毒!此外还加了另外的画如《满山红叶女郎樵》，说这幅画是诬蔑“三面红旗”落地。后来出版界开批判会时也提到这幅画。我心中纳罕。一看以后，才明白那幅画中从树上落下来的红叶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1974年4月24日写给新枚的信中就提到过这幅画受批的事：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一幅《满山红叶女郎樵》，竟有种种解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有时想想，上头定下调子来要批判几个人作为政治上的陪衬，在上海，爸爸作为美协主席、画院院长，总是逃不了的。虽然可批的内容已经批过好几回，但谁让爸爸一生画那么多画，随便再找一幅，就可以从豆腐里寻骨头。其实造反派们心中可能也在窃笑。大家都在做戏，应付上头的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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