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爸爸很难把话说清楚时，也没忘记要把自己在“地下活动”时译出的由他亲自包好的三篇“物语”交新枚保存。爸爸做了一下手势，表示一包东西，再指指新枚。我马上领会了。因为他在健康时已提到过这三篇译作要交新枚保存。就像那套彩色精品风景人物画一样，他认为交新枚保存在石家庄比放在自己身边安全。他深信这些作品有朝一日会与读者见面。
爸爸病情日渐恶化。我看出他似乎心中有话不能表达，便反复地问他，但爸爸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新枚想了想，找出一本练习本，我给爸爸递上一支圆珠笔。爸爸下意识地把笔握住，在本子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他留给世人的绝笔。
1975年9月15日中午12点08分，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他没有活到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
不，爸爸没有死。他只是“暂时脱离尘世”!到了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他会重新来到读者身边!
第六章人去楼空魂永在
向爸爸道别
1975年9月19日，由画院出面，在龙华火葬场为这位前任院长举行了一次追悼会。这时，周恩来同志病重，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时，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追悼会总算在大厅中举行。画院里的老画师们，凡是走得动的，几乎都来参加了。他们在“牛棚”里共过患难，都怀念着这位与世无争的老画家。
送花圈的人很多。那时的花圈只有纸的，有一个却是鲜花的，用我们家乡称为“千年红”的小紫花球组成。我一看，原来是刘海粟先生请人送来的。后来得知刘先生当时正患重病，作诗曰：
暮年兄弟少，悲君亦自悲;泪雨满床头，真梦两依稀。
事后，刘先生在《怀念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那时候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处买不到鲜花。我刚巧领到一个月的伙食费，便请人跑到虹口公园费了不少唇舌，买花扎成一个花圈，托一位有正义感的学生吴侃送到龙华火葬场殡仪馆。……子恺……和他的艺术是有生命有气节的真花!……真花能留下种子，馨香远播，秀色长存，沾溉后学，美化世界，歌颂青春!
国内报刊上对这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家的逝世毫无反应，倒是由于我们通知了爸爸的方外莫逆之交新加坡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上登出了两条消息。到1976年的2月13日，香港《大拇指周报》上出现了两版“丰子恺先生纪念专辑”，发表了明川的《不悲不恸悼先生》和香山亚黄等人所写的《悼以外》、《迟来的噩讯》等悼文。
爸爸的老友叶圣陶先生得知噩耗后，寄来一首诗：
故交又复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
漫画初探招共酌，新篇细校得先娱。
深杯剪烛沙坪坝，野店投书遵义庐。
十载所希归怅恨，再谋一面愿终虚。
…………
追悼会后，我整理了爸爸留下的可怜的书画遗物，全部拿出来，对姐姐们和兄弟们说：
“你们挑选吧，剩下的给我。”
我们对这些东西谁也不争。各人选了自己喜欢的书画作品和书，我拿了剩下的一幅小书法和一些日文书(日文书后来都捐给缘缘堂了)。大哥选了一些图章，余下的图章由弟弟拿去保存了。
爸爸给我们每个子女都画的那套四季屏，我的一套被美术学校的学生抄家时抄走了，所以当时爸爸的画在我手头一张也没有。数年前，我二哥送了一幅小画给我，我受宠若惊，如今一直挂在我书桌左壁上。
爸爸去世后我拿到的一幅小书法———陶渊明的四句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则挂在右壁上。当时我选取这幅小书法，只是因为爸爸在那套“精品”画中有一幅是画我，画题正是用的这四句诗。如今这四句诗悬诸左右，正好成了我的座右铭。十余年前，我把这幅画清除颜色，印在我的名片反面。我的晚年就是在爸爸这四句诗的勉励下度过的。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因为“岁月不待人”啊!尤其不待我这80岁的老妪!
重见天日
我想说的不是中国人民重见天日，那种欢庆就不必谈了，那不是从内地回到江南故乡的欢乐，而是从地狱回到天堂的欢乐。我在这里只谈爸爸的画重见天日。已经有12年了，报刊上看不到爸爸一幅画、一篇文。
1978年4月23日的《文汇报》“风雷激”副刊上忽然登出了爸爸的一幅《山到成名毕竟高》。亲友们奔走相告，家属们欢喜雀跃。其实那并非为专门介绍丰子恺的画而登出的。那幅画只是作为插图陪衬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数学家的诗篇》，作者是复旦大学陆士清，内容是歌颂苏步青先生的。只因《文汇报》有一位先生持有此画，他想让12年没和读者见面的丰子恺露露面，便作为此文的插图悄悄地“塞”了进去。这一炮打得好!爸爸的作品重见天日了。
由于这幅画下面载了“丰子恺遗作”五个字，看到报纸的读者方才知道他们所敬仰的老画家已经不在人世。爸爸去世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报道，当时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全靠这幅画登了出来，起了讣告的作用。在他生前，老友叶圣陶、钱歌川先生先后来沪时曾要求和他见面，陪同的人都不让见，使爸爸失去了与老友诀别的机会。
就在这1978年，广洽法师从新加坡来上海，致祭于爸爸的灵前，洒了一地泪水。香港中文大学老师卢玮銮小姐(笔名明川、小思，后为中文系教授)来到上海，在她慕名已久而终未谋面的艺术家遗像前泣不成声。还有难以计数的虔诚的读者为一代艺术家写悼诗，表哀思。
1978年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往事与哀思》一书来约我写一篇回忆爸爸的文章。我从来没有写过文章。他们介绍我去向王西彦先生请教。1979年1月，我写出了《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一文，近一万字。
1980年，那时我刚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转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室，不久就有浙江文艺出版社来向我和宝姐约稿，要我们编《丰子恺文集》(7卷本，其实就是全集)。1990年9月，文集艺术卷4本出版(共322篇文)，1992年6月，文学卷3本出版(如日记一天算一篇，诗词和书简一则算一篇，则共753篇)。全集共3184000字，收1075篇。由于我身在外国文学研究室而做的却是“丰研”工作，就没有评上高级职称。退休后补申请，才得了一个“副译审”的空名衔。
文集出版后，宝姐和我就开始计议编《丰子恺漫画全集》。其实从1988年开始，我们就已开始在徐家汇藏书楼里啃面包找资料了。1998年正逢爸爸百岁诞辰，京华出版社得知我们正在编漫画全集，便来约稿。1999年2月出版，起初出16卷本，共收漫画四千多幅。2004年4月又出9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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