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做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12月21日，撒切尔夫人在离港经檀香山赴美前，曾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不识相地向她提问：英国为了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岛上的有限人口不惜一战，但英国政府干吗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口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不由气愤地答道：“我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忘了到1997年就要期满的租约。”并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她反问道：“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设法去签订一项协议，将会有什么结果?”她指出：“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在香港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确是识时务的俊杰，因为她接受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
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香港问题，纯粹是由英国在19世纪强加给满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之后，英国逼迫满清政府在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据守主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之后，英国又迫使满清政府在1860年10月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英国又以平衡法国为借口，迫使满清政府于1898年6月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和附近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期限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19世纪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决定把香港问题留待日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经过战后40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突飞猛进，成为远东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是东亚的“四小龙”之一。百余年来，英国作为宗主国，从它的这块殖民地身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从香港的银行、保险和航运事业中得到了大量无形的贸易收入。直到1974年前后，香港在伦敦的英镑结余还占英国全部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1/4到2/5。80年代以来，英国在香港投资所获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这一切，都是英国领导人舍不得将这块“东方明珠”交还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却是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邻近的广东省提供淡水、食品等物资;内地不仅是香港的最大进口基地，也是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还成了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一旦割断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脐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必将化为乌有，英国本土的经济也会遭到池鱼之殃。这是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新界占香港400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的336平方公里。即或中国政府接受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新界总得在1997年归还中国。割让出新界，香港便将肢体残缺不全，在经济上无法维持下去。第三，英方即使有能力掠走香港居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却鞭长莫及，无力保卫香港。凡此种种，都使得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头脑放清醒了些。加之中方在与英方近两年(1982—1984年)的双轮会谈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代表团一再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有关香港地区三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1997年必须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细节可以谈判，但主权是第一位的，不容讨论;在中方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确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从谈判开始之日起到1997年6月末即为过渡时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香港当地居民要逐步参加各方面的管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84年10月宣布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方针政策;如果香港出现严重动乱，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中国毫不妥协的态度迫使英国回到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撒切尔夫人开始从她那不甘心把已由英国治理近百年，并已成为英国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香港交给中国的立场上后退了。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同年10月，她又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封公函中表示，英国不再坚持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行政管理权;一个月之后，她又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她将放弃谋求1997年之后建立香港自治的努力。1984年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度来华访问。他在4月访华后的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期望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管制是不切实际的。”在杰弗里·豪7月访华时，中英双方达成了拟议中的联合声明生效时建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从而为《联合声明》的实施和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建立起常设的合作方式。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曾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毫不妥协而且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是胜利。”
1984年12月19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后，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1985年5月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通过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香港作为总协定的单独缔约方，于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91个成员;1988年7月1日，联合联络小组的双方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等等等等。总之，由于《联合声明》的签署及中英关系的迅速而又顺利发展，中英之间的合作出现了新的曙光，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名度也就大大提高。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英关系一度陷于低谷徘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英关系又逐渐好转。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曾先后两度来华访问：1991年的来华访问，成为两国关系倒退之后恢复高层接触的前奏;1995年3月来华访问时，她对1991年访华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表示钦佩，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次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1997年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移交给中国。这是撒切尔夫人的第五次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中国，“铁娘子”都受到了高规格的良好接待。
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次对准1984年12月21日时，当时正值第二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马不停蹄地从香港飞往华盛顿。在那里，这位“铁娘子”又将放开眼光看未来，同里根总统讨论完全不同的问题：交流英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她要把在北京和香港的情况通报给里根，她将把对戈尔巴乔夫的初步印象介绍给美利坚合众国的行政首脑，她将向蝉联白宫宝座的人转达邓小平的祝贺和问候。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撒切尔夫人接触了横跨欧亚美广大地域的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这时，全世界已没有人再会否认，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非常活跃的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她在国际舞台上的确扮演着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不可能取代的角色。撒切尔夫人在她第三任首相之初，又在美苏核谈判问题上，十分巧妙地表明了欧洲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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