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回忆，威尔基跟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联系”倒真别开生面!
迈可。考尔斯后来出了一部书，叫《迈可回望》，书中道及这一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那幢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威尔基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威尔基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即慌乱地提出一连串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案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威尔基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自动步枪。
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搜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翻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威尔基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凌晨四点，出现了快活的威尔基，他愉快地表示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威尔基，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请你去见夫人，告诉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威尔基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去。她是这么地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拉拉关系，多争取一点援助。同时蒋介石还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宋美龄患有癌症，让她赴美检查身体。这样才有了1943年宋美龄“访美盛况”，事后蒋介石常常夸奖宋美龄的才能，说“她的能力抵得上二十个陆军师”。
十二、下关惨案，罪责难逃
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合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9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马叙伦任代表团团长。
6月23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艰难旅程，列车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刚下车，就有3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代表身边来，要代表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代表们包围起来。而两旁站立着的军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到晚上11点多，也就是代表们被围困5个多小时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堆里一个人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向代表们飞来。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出那面，防不胜防，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集背部、腿部受伤，头部受伤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局置若罔闻。迄夜12时，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代表们在宪兵“保护”下，被送入中央医院。
在整个过程中，宋美龄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雷洁琼受伤后，躺在医院里。她曾出席过1938年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上宋美龄认识了雷洁琼，因而她接见了负伤留宁的雷洁琼。雷洁琼滔滔不绝地向宋美龄列举内战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她说：“内战使工商凋敝，内战使学业受阻，内战使人民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内战使国亡种灭!”
宋美龄用耸耸肩膀来答复雷洁琼的沉痛述说，并说：“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转达给政府。”还说蒋介石也有困难，如果断然去处理，人家又会说蒋独裁。对此，雷洁琼回答说：“只要符合人民利益，蒋先生尽可以做，人民将是最强有力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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