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这是仁爱思想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是他教育思想中备受赞誉的一点。在那个贵贱的等级差别、社会的家族界限还非常严格的时代，孔子能不分等级家族，对所有求教者给以教育，这就不仅仅是开明，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大的改革意义。那些根本没有资格入官学的平民子弟，在实施“有教无类”原则的孔子这里受到了教育，大量转入士的行列。后来开办私学的人纷纷效法，从而使士阶层不断壮大。
孔子教学经验丰富，又善于分析、思考，因而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方法。他主张因材施教，同一个道理，对不同性格的学生阐述的重点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他对子路、冉有讲“闻斯行诸”即是好例。他根据学生特长和性格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就是为了因材施教。他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这是要学生自己思考问题，找出答案，只有当他想了但想不通，要说但说不出的时候，再给以指点，从而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是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孔子教学的又一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给学生讲授六经，同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开讨论，学生通过讨论对孔子思想领会得更深，孔子也从学生的智慧中受益，实现了教学相长。孔子对于学生不但进行言教，也进行身教，他本身就是儒家伦理的楷模，他有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毅力，丰富的古文献知识，多种多样的实用技能，达观的生活态度，谦虚和善的待人之道等等。他的人格力量对弟子们的影响，远远超过言教。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弟子们对孔子人格、学问无比崇敬、仰慕，一生追随孔子并努力实践他的主张和理想，这都是孔子言教、身教并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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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束脩即10条干肉。凡带这点礼物去见孔子的，都会得到他的教诲。
第三章 儒家思想的发展
第一节 原始儒家
原始儒家指的是由孔子开创的，孟子、荀子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传播他的思想。由于出身、生活条件以及性格、阅历的不同，他们对孔子的理解便各不相同了。因此儒家内部分裂为八个小的派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一曰孙卿)的孙氏之儒。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时代邹国人。《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思想敏捷，能言善辩，也和孔子一样聚徒讲学，游说诸侯。不过孟子时代，士阶层进一步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虽然孟子所说的，诸侯仍然不听，但待遇比孔子大大不同。他乘车出去，后面总要有几十辆车跟随，而且有许多人服侍。
孟子积极保卫孔子的思想传统。当时杨朱的为我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盛行于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为我”是对国家政权组织和君主制的否定，“兼爱”是对家族组织和父权制的否定，两者都向儒家礼的观念提出严重挑战。孟子大声疾呼，对杨墨提出尖锐的指控：“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常常与杨墨之徒展开辩论，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思想的特点是大大地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他是儒家仁义派的代表。在政治上，他把孔子“德政”发展为“仁政”。他认为，每个诸侯都应该从自己的仁心出发，对人民推行仁政。仁政的首要一条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田产。孟子认为，民众有了稳定的家业，才会有稳定的思想，尊重现时的社会秩序;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家业，当然不会有稳定的思想，就会干各种违法的事。行政长官作为民之父母，应该认识到，人都是要吃穿、养家糊口的，不能让他们辛苦一年，结果连家都不能养。照孟子的看法，在各种治民的方法中，最好的就是将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归贵族，私田分给农民。让农民在公田上劳动，为贵族出劳役，他称之为“助”;公田上的农活结束，才可以在私田上劳动，私田上的收入属于农民自己。这就是井田制，标准的井田制是将一平方里900亩的土地划为九块，每块100亩，其中800亩分给八个农户，让他们各占有私田100亩，另外100亩是公田。在井田制的基础上，还要实行不违农时、封山育林等政策，从而取得用不完的财富，使人民“养生丧死无憾”。提倡经营蚕桑，养家畜家禽，使70岁的人可以穿绸吃肉;再将学校开办起来，灌输孝悌的道德观念;就可以做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这就是王道政治。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孟子很有信心地说，能做到这点的人即可以“王天下”。
孟子主张有利于农民，但并不同意许行、陈相等人的农家观点。农家认为，统治者应该与农民一样参加劳动，政务利用早晚吃饭的时候来处理。这是一种绝对的平等观。孟子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必须有分工：百工从事制造陶器、缝衣制帽等工作，必须与务农分工，人不可能边务农边做百工;同样治国与务农也要有分工，人不可能边务农边治理国家。他说，治国的人是劳心者，务农的人是劳力者。劳心者是管理者，劳力者是被管理者，劳心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要由别人来养活，而劳力者则要参加体力劳动，去养活劳心者。不然这个社会便无法维持。分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农家否定分工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孟子在这里只看到分工的合理性，却没有看到，它给了一部分人利用分工对于他人进行剥削和统治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监督，管理者便会将职权变成特权，对社会造成危害。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稷存亡，君主废立全在民心的向背，天子之所以为天子，不是因为他有势力，而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君主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他的行动危害社稷，引起民众的不满之时，就应该更换。民贵当然不是说民比君更尊贵，而是封建社会思想家看到民众地位的重要性，对人民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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