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墨家在社会政治观点上继承并发展了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以“利”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他们认为，“利”就是在于使人们得到满足，“利，所得而喜也”(《经上》)。而“害”，就是使人感到厌恶，“害，所得而恶也”(《经上》)。从这个原则出发，他们认为道德行为就是使人趋利避害。
后期墨家提出，人在行动中，应该放弃目前的小利而避将来之大害，或忍受目前的小害而趋将来之大利。他们把这种智慧的选择称之为“权”。他们说：“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9.4】(臂)，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大取》)这就是说，人所避的及所应避的，不是目前的小害，而是将来的大害。在取利上人是比较主动的，故可取大，但在避害上人是被动的，故当取小。如果断去一个手指，可以保全整个手，就无妨取目前的小害，以避将来之大害。
根据上述观点，后期墨家解释了各种社会政治道德范畴。《大取》中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认为“义”不仅是主观动机的问题，而且应该在客观效果上也有利于人。他们用“利”来解释“忠”、“孝”、“功”等概念。他们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经说上》)。后期墨家的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功利主义观点，代表了上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
后期墨家反对“仁内义外”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仁是指爱，义是指利，这些都是指人们的主观动机，都是内。而所爱和所利，都是指行为的结果而言，都是外。因此他们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经说下》)。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的“志功合”的思想，而更加强调“功”。在他们看来，主观动机“志”与客观效果“功”并不一定契合，“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大取》)。因此，人们有意“志”的合乎目的的活动，不一定都是对的，必须与“功”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正确”的标准，“力立反中志功，正也”。(《经说上》)
后期墨家认为“利”不仅仅是某个人得“利”，而应该是“交相利”(相互得到利益)。他们说：“为天下厚禹，为禹厚也;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爱人也。厚禹之为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而恶盗不加于天下”(《大取》)。为天下而厚禹、爱禹，这是为公;这是因为禹对天下之人皆厚之爱之。如果仅仅是对禹一个人厚之爱之，那么就对天下之人并无好处，这就不是为公而是为私;这和只是厌恶某一个盗贼，而不厌恶所有的盗贼一样。这就是说，后期墨家继承墨子的“兼爱”，把“利”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公利”。而且他们认为在这种“公利”中是包含着个人的利益的，“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大取》)。这种学说是和其为巩固和发展工商业私有经济相联系的。
后期墨家把“功利”看成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他们的“功利”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它反映着当时正在发展着的有利于封建经济成长的工商业者的要求，这一阶层的利益是和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后期墨家继承并发展了墨子“尚同”的思想。在墨子那里比较强调君权的作用，“尚同而不下比”。后期墨家提出：“君，臣、萌(氓)通约也。”(《经上》)这是说，君可以约束臣和民，这是有利于新建的封建制度的巩固，有利于封建的专制集权的，也是进步的。
后期墨家在战国末期与诡辩论的论争当中发展了认识论和逻辑学，并把认识论和逻辑学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后期墨家抛弃了墨子思想中的某些宗教唯心的天志明鬼的迷信成分。这一派学说对后来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逻辑思想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十章 墨学的历史地位
墨子是公元前5世纪末中国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思想家。他对劳动者有着深切的关怀，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穷奢极欲的王公大人的腐朽享乐生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他对于破坏生产、残杀百姓、掠夺民财的兼并战争深恶痛绝，并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他一生为改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斗争。他提出极有价值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他还创立了艰苦力行、求真理、爱和平、有组织、有纪律的学派。在墨子的影响下，形成了后期墨家。后期墨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哲学的精粹，完善了中国古代的逻辑科学，并且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科学认识水平，成为鼎盛于战国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闪耀着其他学派难以企及的光彩。
墨学今天之所以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因为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觉醒的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愿望，以及他们的局限。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小生产者这一阶层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没有条件取代世袭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墨子和他的学派的命运，也和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命运一样，在当时和后世不得不陷于悲剧性的结局。
在先秦，墨学属于显学。墨子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形象。《淮南子·道应训》篇说：“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吕氏春秋·不侵》篇说：“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这种评价，反映了当时墨学的显赫地位。
在秦汉之前，儒墨并称显学。秦汉之前对于墨子学派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于儒墨两家不加褒贬。比如说：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务训》)
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第二种看法也是儒墨并论，但对双方都不赞成。这一观点可以韩非子、庄子为代表：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者之葬也，……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实际上，韩非对儒墨都不赞赏，他另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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