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了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后，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世界文坛上，他有广泛的影响，是不多的几个泰斗式人物。他的几部著作，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主要反映了俄国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里的现实生活。把他的创作活动和俄国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列宁提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论断。
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农奴主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他来到了彼得堡，不久写出了自传体小说《童年》，在当时著名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使他一举成名。《童年》得到了当时文学天才屠格涅夫的赏识，二人从此成为一对至交。尽管后来出现过二人险些要用猎枪决斗的事情，但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先后创作出了《少年》、《青年》，接着又写了《一个地主的早晨》。《少年》、《青年》与《童年》被合称为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这些作品，反映了托尔斯泰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并结识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之中。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托尔斯泰一度担任了地主和农民纠纷的调解人，并在家乡试办农民子弟学校，试图调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奴制改革虽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但却使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1869年，托尔斯泰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著。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主要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书中主人公列文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个时期俄国历史变动的特点：“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在这本小说上，托尔斯泰的小说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托尔斯泰的思想逐渐转移到了农民的立场上来，并最后和贵族阶级决裂。《忏悔录》就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反映。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到了莫斯科。这以后，他参加法庭审判，调查平民区，走犯人监狱、法庭、教会，加深了对俄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后来他自动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拒绝当陪审官，并按农民的方式来生活。他身穿粗布衣服，脚穿树皮鞋，每天早起劈柴担水，开始实践他的平民思想。有一次，托尔斯泰沿铁路徒步旅行，在一个三等候车室被一位坐在车上的老太太认作了普通人，她支使托翁为她到候车室取回一个提包，并付给托翁一枚铜板作为小费。当有人告诉那位太太，这位流浪汉打扮的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太太明白自己做下了蠢事，急忙恳请托翁原谅，并要求收回那一枚铜板。托翁回答她：“您干嘛这么激动?您又没做坏事。……这个铜板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完成了自己第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复活》。《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喜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莫里哀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教育。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上中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
长大后，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却只想以戏剧为终生事业。1643年，他向父亲宣称放弃“王室侍从”的世袭权利，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了“光耀剧团”。剧团惨淡经营，莫里哀还曾因负债而被指控入狱。后来，他不顾当时蔑视演戏的社会风气和家庭的反对，毅然与伙伴们一起离家出走。1645—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在此过程中，莫里哀长期深入生活，加深了对法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由于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编写演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喜剧。最后，莫里哀作为剧团的领导人重返巴黎，在卢佛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因此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此后，他一直在巴黎进行创作演出。
莫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勃兴、封建统治日趋衰亡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同情劳动人民，笔锋所向，揭露的是昏庸腐朽的贵族，坑蒙拐骗的僧侣，无病呻吟的地主，冒充博学的“才子”，还有靠剥削起家而力图“风雅”的资产者，利欲熏心、一毛不拔的高利贷者。他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常常是那些被嘲讽者的仆人、佃户、工匠，这些人总是以高妙的手段使对方当场现形，让剥削者在观众的哭声中受到批判。
莫里哀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达尔杜弗》(又名《骗子》)、《堂璜》、《愤世嫉俗》、《吝啬鬼》等，都是广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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