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灿烂的年代|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全部搬迁。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教授，也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派员前往叙永安营扎寨，欲把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元月初，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按：从长沙迁昆明时，部分器物已转移重庆等处)，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沿长江水路匆匆赶往李庄处理史语所事务。
这个后来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四大中心之一”的李庄镇，位于叙府(今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按：宜宾之上不再称扬子江)。镇内外除了具有川南风格的民居，另有自明代以来陆续兴建的9座宫殿18座庙宇，外加两座教堂。其建筑规模称雄川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是川南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郊外一批庞大规模的建筑群落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两个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共一万余人，迁往此地成为可能。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板栗坳史语所旧址(俞国林摄)
山坳里的身影(2)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于一座大山的山顶，要从镇内到达其地，需越过大片的稻田和树林，然后上山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在晚清时候曾经暗藏刀兵的反清大本营，像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壮观。除当地人生活用房，尚有不少房舍可供租用，能安排研究人员和家眷居住，并放置大批古物与图书等珍贵物资，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达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险，乐意上山与众人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的仍想住在镇内，但以霸气著称的傅斯年做出硬性规定，除李、梁二人外，所有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搭伙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会的生活。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几处大院落为主。
傅斯年将房屋分配完毕，又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急如星火地在李庄长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赶赴重庆，以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身份协助代院长朱家骅处理日常事务，史语所的工作先是由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后由董作宾代为照管。
李庄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王荣全摄)
与史语所一道迁往李庄的学术机构，还有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自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家民营机构，不属于国家拨款的学术单位。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南迁，明确规定对一些民间学术机构“弃之不顾”，中国营造学社就属此类。尽管如此，在北平沦陷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部分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还是决定南迁，避免日本鬼子与汉奸的纠缠，做出有碍于民族大义之事。梁、林夫妇携家带口，出北平，走天津，转济南，进长沙，退昆明，迁李庄，历尽千难万险，总算又有了一个新的落脚之地。不过此次迁川，并非出于梁、林等人意愿，实是被迫而来，因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撤退时，将大量藏书一并带出，中国营造学社力量单薄，几乎无书可资借鉴，必须与史语所在一起，才有条件阅览图书，以便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梁、林夫妇与傅斯年、李济等人皆有个人私交，但面对其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好在营造学社人员迁来不久，先行到达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与林徽因等便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租到了一处农舍，算是落下脚来。这处房舍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梁思成与刘敦桢携家带口，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和同仁宿舍。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供借阅，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和编写。为此，稍后赶到李庄的梁思成(按：因病在昆明稍作滞留)，专门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也就可以慢慢做下去了。
四川地处盆地，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期就一直身体欠佳、特别是患过肺病未得到根治的林徽因无疑雪上加霜。当1940年秋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林徽因就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不退。李庄镇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富庶与繁荣，在连续不断的战乱中，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既没有治疗肺病的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抵抗、煎熬。从此，林徽因卧床不起，与病魔坚苦地抗争。尽管她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越发加重，每日在穷愁病痛中苦度时光。
1925年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因病辞去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携夫人俞大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史语所居住。经过短暂的休养，傅斯年严重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当他下得山来，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时，才看到林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沉疴，性命堪忧了。傅斯年闻讯，焦急万分，立即想方设法挽救梁思永的生命。
世间已无梁启超(1)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之一李济的引荐。
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在最初十几年中，其体制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呼吁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赞的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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