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书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师辈人物，梁思永先生于李庄后期身体不好，在病床上的时候较多，但还是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别是他一手发掘的安阳殷墟那批东西，可谓倾尽了心血。因为在李庄板栗坳山上没有娱乐活动，星期日，我们年青人有时就到社会学所去，顺便认识了陶孟和先生与梁方仲、罗尔纲等研究人员。陶先生话较少，是个老实人，也是个真正的学人，可惜解放后不太得志，也受了一些凌辱，最后抑郁而终。这一切，从岳南书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不赘。
除了社会学所，我们也到山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师母的“训话”。当时林师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们去她特别高兴，“训”起话来也格外起劲。我说的“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长辈，待人热情，林夫人长得漂亮，又极健谈，和她在一起，话总是她说的多，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围在她身旁，听着她的话，如沐春风中。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说起话来就更随便一些，要讲关系的话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岳南在书中对他们的理想、事业与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那段历史史实，让后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已渐被历史风尘埋没的人与事，同时也见识了他们在事业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风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抗战胜利后，流亡于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复原回到南京。大约是1946年秋冬，胡适先生从北平到南京来，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语所召开了一个欢迎胡先生的茶话会，家属小孩都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场面很热闹。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谈了些学术教育问题，又说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讲话时说，适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见外等等。又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傅先生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从抗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做过汉奸的伪北大教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之”(傅斯年语)等等棘手的事务上来看，也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斗士”。
1948年之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这一批学者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归骨于田横之岛”。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师友，只能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远不能相见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前辈最终客死他乡，这真是人间少有的历史性悲剧。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了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在史语所黄宽重所长的陪同下，先后拜谒了傅斯年、胡适之、董作宾、李济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并一一鞠躬致哀。先生们远离故乡，飘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会感到寂寞凄楚的吧。愿台湾、大陆早日统一，使先生们的学术精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续学术香火于天下。
何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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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九十九岁
跨过时代的门槛(1)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
跨过时代的门槛
1916年9月1日，法国巴黎。
在这座散发着香水与艺术气息的古都，正倾力组织勤工俭学会的蔡元培，突然接到中国外交部代拍、驻法使馆送达的专电：“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人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笺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廉。宥〔二十六日〕。”
晚年蔡元培蔡元培手执昔日老友、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签发的电稿，思虑再三，决定归国就职。12月22日，蔡元培在大风雪中迈着匆匆的步伐，伴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26日，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月4日，时年50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走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北京大学锈迹斑斑的门槛。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清同治六年丁卯(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9号的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给世人的印象是，继承了江南才子的聪明头脑，也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模样，性情温和。蔡元培“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这是继蔡元培之后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许多年后对蔡元培深情的回忆。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一向朴素谦抑的高雅之士蔡元培，骨子里又含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蒋梦麟清楚地记得：“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虽为大清光绪皇帝钦点的翰林，但蔡元培反清意志坚决，说到做到，且身手不凡。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时代，蔡元培曾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双料革命党人，并在日本、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在民国历史上名声颇为响亮、整天高呼要造反举事的巾帼英雄--秋瑾秘密联系，制订计划。他曾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次震撼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王朝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希望以这种极端手段达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的目的。
刺客这一行当，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形成像样的气候，更没有弄出叫得响的名堂，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古老的职业又复活勃兴，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荡中，滋生了新一轮刺杀高潮。其时，恐怖活动的旗帜四海飘扬，五洲震荡，风云突变。无政府主义暗杀活动风靡全球，被当时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掀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法门。东方最古老的都城之一的北京，夜色沉沉的闾巷街衢，不时传出“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等豪言壮语，以及“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的铁血召唤。流风所及，遍及宇内，血脉贲张的青年无不对这种豪迈气概趋之若鹜，视为革命造反的必经之途。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汪精卫)、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纷纷投入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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