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l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张家祠言和(2)
在傅斯年眼里，魏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傅还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做出的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按照傅斯年的说法，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一无是处的骗子和妄人。
与傅斯年友善的抗战期间《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撤退台湾许多年后，对此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傅氏另一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氏、毛氏所言，是耶，非耶，尚需更长的时间加以鉴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傅文一出，打破了萧伯纳的神话，许多沉浸在萧伯纳迷梦中的中国人逐渐警醒，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神态仪容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外，对苏联一切人事也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表示了深切悼念。2月26日，他与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渐滑向左倾，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却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对中共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之而后快。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了厚望，并与蒋氏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金氏所言大体不差，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不断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但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厌。由于国民政府“核心”的腐烂，导致陶孟和在苦闷与痛苦中思想越来越左倾，最终“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
张家祠言和(3)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聚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党国大员朱家骅，还是亦师亦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林徽因的关照，还有后来为陈寅恪治眼疾特别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的事件中，可见出这种关系及其效力。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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